尽管，打开《离别》之前已大致猜想到内容；尽管，已经有朋友告诉过我，到了第三部的“离别”，是生离死别。但实在没有想到，第一个要从阅读视线里消失的竟然是他。

政治上，他一生严格恪守参政而不从政的原则。他把政治看得异常通透，他很清楚“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所以，无论这一生遇到多少“机遇”，他都淡然地拒绝了，甚至很明白地告诉有些动心想要从政的胡适——“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他是李敖所说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在那个非此即彼的时代里，他在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面前翘着二郎腿谈笑风生，他让中共领袖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和他交谈并题字相赠。他炮轰国民政府两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下台，即便蒋介石亲自求情也不留余地。在国共决裂的最后关头，他没有过多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尽管这样的选择以我们的立场去看很遗憾，但于他而言，这不是选择，是必然。

学术上，他被冠以“学霸”“学阀”等称号。年少时即被视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二千年来又一位圣人”。他游学欧洲七年，从伦敦大学到柏林大学，没有获得半张“文凭”半顶“帽子”却装得满腹学问归国，让本来决定选择文史的俞大维感慨“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立即改弦更张选择数理。他高瞻远瞩，在国民政府筹备设立中央研究院之际，四处游说执事者，成立了原本不在计划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从当时名噪一时的清华国学院挖来了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等大腕儿。他倾尽毕生之力，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科学精神，借助史语所这一平台，笼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比较胖的他曾说“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耿直而张扬的他的确盛气凌人，所以“誉满天下，毁亦随之”，以至于和鲁迅、顾颉刚、钱穆等好多大师摩擦不断。

教育上，他对北大、台湾大学都功不可没。出身于北大的他，对北大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当蒋梦麟离职之时，面对蒋介石的任命，他站在北大发展前途的立场，一方面坚定地推荐比自己更加适合的胡适，另一方面又在胡适尚未回国之时毫不犹豫地当了“代理校长”，在代理之时，他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个“干干净净的北大”，对那些沦陷时的“伪北大教员”，如秋风到落叶般一个不留，他很清楚“在这样的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执掌台湾大学之时，各种高官大员他一概都不放在眼里，对教授，不论通过谁的条子和门路，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者，全部驱逐，几个月之间如同砍瓜切菜一般赶走了70多名教职工；对学生，“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许多年后，即便是被他赶走者，都不得不承认，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下，没有他就没有台湾大学的迅速崛起。

他是铁汉，却不乏柔情。史语所避难李庄之时，从不求人的他多次致信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等人，为梁思成一家请求补助，尽管梁家与他并没有很深的交情，但他为国惜才忧心如焚。他对母亲极为孝顺，只要一不小心触怒，立即长跪不起。他对妻子极为怜惜，去世前对妻子的那几句话令人撕心裂肺——“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据说台湾大学那一口二十一响的钟声至今未曾改变，声声敲入心扉提醒世人——微斯人，吾谁与归？

                        

点击----      

         暑假期，0.5折，限量——

         

     京东：《南渡北归》三卷本，作者签名版

                      

        当当：《南渡北归》，未删减版。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