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唐山大地震》是根据张翎的小说《余震》改编，故事描述1976年发生在中国唐山的7.8级大地震中，一位母亲只能选择救姐弟之一。母亲最终选择救了弟弟，但姐姐却奇迹生还，后被解放军收养，32年后家人意外重逢，心中的裂痕等待他们去修补的悲感情节，再一次勾起了当代人们对那一段惨痛灾难的回忆。  
  
    的确，这大概是继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后，最催泪的一部影片，在电影院里观看着也算基本上是看一个哭一个。尽管去看之前，已经知道了大概剧情以及人物命运，倘若是没有意外的观影，也很难为之动容的。而电影《唐山大地震》作为一部以中国灾难历史为题材的艺术创作，不管是从商业角度来看，还是在挖掘观众情感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成功的。像地震这样一种毫无征兆的灾难来临，诸如像著名女演员徐帆饰演的女主人公面对地震后的满目疮痍，又无阻地在请求救援的群众救出被同时压在废墟下的孪生姐弟。在那种救援条件的限制下也就只能选择救一个孩子，而另一个孩子就得为被救者牺牲。面对着这种两难抉择，作为母亲最终声俱泪下地选择了“救下了弟弟”。  
  
    一般来说，当不可抗力产生了的灾难使两名未成年人迫切需要得到救助时，感到现场的妈妈作为法定监护人当仁不让地承担起相应的救助义务，而这种义务是基于中国老百姓最传统的亲情观念，也是我国刑法对一般社会个体的最低要求，符合法学中正义的本质。从刑法的角度上来看，或许在其义务的冲突下，行为人应当选择方便救助的角度履行义务，而不是选择牺牲某方法益而换取另一方法益，才能得到法律正面的评价。  
  
    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情感力量可以真正传到观众的心灵深处，让人反思在灾难面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和生死考验，是对人“心灵的拷问”。当看到影片中小女孩从雨中废墟中醒来，周围一片伤亡景象，哭着被人抱走的镜头时，任何一个母亲做出这样的选择都会崩溃，这种情感像喷泉一样从我的身体里爆发出来，很久都难以释怀。  
  
    由此可见，像影片中女主人公对于救助小孩子时，却又牺牲女儿的的获救来换取儿子的获救机会，难免有一种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因素。而一定要用我国刑法学界通说的理论，那避险所获得的利益必须大于损害的利益，如果是等于损害的利益，那就不能成立紧急避险，相反就可能要构成相应的犯罪了。在其电影里面，女主人公以姐姐的死来换来弟弟的生，那么女主人公的行为对于姐姐来说就构成了故意杀人罪未遂了，这般理解不知又与人性是否相违背呢。  
  
    在一般的伦理学的常识里，生命是宝贵或者无价的，而生命与生命之间是等价的，不能为了保护一个人的生命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尤其是法律更不能鼓励人们去实施这种行为，否则会导致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对于个人来说，在灾难中生存下来是一种幸运，但不可否认的是，地震所带来的后遗症，不仅仅是震后的生存问题，更可能是伴随终身的心理问题。电影《唐山大地震》表现了人在灾难面前的脆弱，同时也关注了灾后人们如何释怀并摆脱心灵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