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黎族文身的神秘面纱

黎族传统文身经过了3000多年的岁月，在其他民族传统文身先后消逝的今天，还能找到它的遗存，实在是个奇迹。但因黎族女性的文身多涉及私密处，采访、拍摄起来有一定困难，现存的影像资料难以寻觅，所以关于这种神秘的文身，外界一向所知甚少。本文是作者在经过多年调研，走访了海南黎族46位文身老人后呕心所得。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少数民族文化遗存，在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里，每一件文物，我都用心灵一寸寸抚摩过。但关于传统文身，我在北京却很少有机会看到，至于文身所用工具、颜料等文物，更是少之又少。
    我与传统文身的第一次面对面的接触要追溯到7年前。那年年末，我带队赴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征集文物，但到了山脚下，却恰逢暴风雪，大山被严密地封锁住，横亘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无路可通的白色世界。独龙江考察计划未能实现，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民委的同志还是带我们考察了位于丙中洛乡的一个独龙族山村。在那里，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独龙族“文面女”。在那一刹那，我立刻被她们脸上那若隐若现的斑驳花纹所深深吸引住。陪同的同志半开玩笑道：“馆长，我们的文面女也是珍贵文物啊！你要不要带到博物馆呀？”
     众人皆笑，我独陷入沉思之中。文身是人类最古老、内涵最丰富的神秘文化现象之一。在世界各地留存至今的古老族群中几乎都能看到各式文身。而我国的西南和中东南民族地区，特别是西南的百越、百濮等古代民族及黎、傣、布朗、佤、基诺、独龙等现代民族聚居区，是我国文身历史最悠久，也是至今保留原始文身最为多样的地区。然而，作为一种“落后”的文化遗存，加上文刺时的巨大痛苦，传统文身已快速走向灭亡。
     当时，我问民委的同志：“健在的文面女还有多少人？”他回答：“60 多人，大多上了年纪。”这个令人悲观的回答，使我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开展传统文身的调研与抢救工作。目前，在文身的起源、功能、图式的象征意义等研究领域内，尚存在不少未解之谜，我希望能给予更多的解答。
     比如，海南黎族女性刺面文胸的现象非常独特，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曾评价它是“海南黎族的敦煌壁画”。黎族文身保存了3000多年，至今还能找到它的遗存，实在是个奇迹。但因为黎族女性的文身多涉及私密处，采访、拍摄起来有一定困难，现存的影像资料难以寻觅，所以关于这种神秘的文身，人们一向所知甚少。

如果不文身，祖先就不认她
   

黎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它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骆越”，是承传百越传统文化最多的民族之一，如断发文身、干栏式建筑等。据记载，远古时代，文身习俗即已产生并流行于黎族先民之中。《山海经》是最早记载黎族文身习俗的古籍。从秦汉至宋代，文身习俗遍及黎族各地。明清时期，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其流行区域逐渐缩小，但五指山周围地区的部分黎族，由于受汉文化影响较少，仍然“椎髻跣足刻面文身之习未改”。
    2005年8月，我奔赴海南考察黎族文身，虽然扭伤的脚尚未痊愈，但因时间有限，我还是迫不及待起程了。出发之前，我先与海南的朋友取得了联系，并查阅了一些有关黎族文身的资料，发现早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学家刘咸就曾前往海南做过实地调查。他“步行黎峒，广为搜求，行径所经，见四十以上之妇女，几无不涅面文身……居僻壤穷乡者，则十余龄之女孩亦仍行刺面，奉之惟谨……”
    到了海南后，因我腿脚不便（脚扭伤未愈），当地的朋友为我安排了一辆车，使我得以马上就开始了实地调查。然而，令我始料不及的第一个问题出现了：寻找文身的黎族女性相当于大海捞针。
    黎族虽然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但如今这个民族的聚居地，主要分散在海南中南部的昌江、白沙、乐东、琼中、保亭、陵水、东方、五指山、三亚等县市的偏远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黎族共有人口120多万，但真正文身的黎族女性则少之又少。而且，黎族内部支系复杂，有“本地黎”、“美孚黎”、“ 黎”、“杞黎”和“赛黎”等。
    为了取得全面而翔实的调查资料，我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去尽可能多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在朋友和当地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我奔赴海南省7县市17个乡镇28个自然村，但结果却并不乐观。在白沙县的本地黎地区，昌江县、东方市的美孚黎地区，乐东县的杞黎地区，我在村寨中见到了几个文身者，但在五指山市、琼中县、保亭县等地，文身者已寥寥无几。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黎族女性，已基本上不再文身了。不过，黎族文身从古代一直传承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其传承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文身工具、程序、部位和花纹图案之传统，在当代民族中已十分少见。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民族，包括同属百越族系的壮、侗、布依、仫佬、毛南、水等民族的文身习俗俱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而黎族文身却能传承至今呢？经过又一番调查，我发现，主要原因是祖先崇拜的禁锢。
    历史上，整个黎族地区，特别是五指山中心地区，原始宗教盛行。黎族人认为，人生于世时，灵魂依附于躯体，死后灵魂独立存在，或栖附于他体，或往来于阴阳两界，或游离于村峒住所附近，被称为“鬼”。其中，雷公鬼和祖先鬼最可怕。因此，他们平时禁忌念祖先的名字，认为只要说出名字，祖先就会出来作祟。同时，他们十分重视对祖先的敬仰和崇拜，不仅在家人患病或出猎、外出时杀鸡祭祖，在节日、结婚等喜庆之日也祭祖，而且把文身等传统习俗视为“祖先传下来的规矩”而严格遵守，连文身的部位和图案也沿袭“祖所刺之式”。
    为什么呢？查考的结果是：担心死后祖宗不认。
    他们坚信，如果女性活着时不文身，死后，祖先就不会相认，她就会变成无家可归、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因此，世世代代的黎族女性，宁愿忍受文身所带来的肉体上的伤痛，也不愿违背祖先的遗训。这种坚定的信仰，构成了黎族文身传承延续的保障。
    即使在当代，黎族传统文身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逝。我在乐东县千家镇等地的黎，看到那里还保留着用黑炭绘面的习俗。姑娘出嫁时，其姐妹都要仿照旧时文身的纹样，用炭在她的脸上绘黑纹，然后把炭系在腰带上带到夫家。直到酒宴结束后，方才可以去除。
    至于乐东福报乡的黎，在女子16岁那年春节的早晨，也要在脸上用墨画几条线，次日才能洗去。若非如此，出嫁时就要藏块墨在裙头。原因还是那一个：如果不这样做，祖先就不认她。

三顾“鸡心村”
   

我在调研期间，也发动其他人为我打探有关黎族文身者的消息，很快，我便获得一个小道消息，昌江县石碌镇鸡心村有位美孚黎族女性，曾于1983年文过身，但很少与外界接触。
    我的兴趣立刻被调动起来，恨不得能马上见到这位神秘的符姓文身者。在备了些简单的礼品后，我一路打听，来到鸡心村符某家中，不料却扑了个空。她的邻居说，可能是下地干活去了。我第二次又去拜访，还是寻而未果。她好像在故意躲着我。
    因时间仓促，脚伤仍未痊愈，山间路途难行，我决意不再折腾了，便找到了鸡心村的村支书，希望他能帮我做一做“工作”。殷勤嘱托后，天近傍晚时，我又赶回县城的旅社，与一位开“摩的”的师傅约好，第二天一大早出发到鸡心村。
    第二天凌晨5点半左右，经过一番颠簸，我再次来到鸡心村，终于见到了这位80年代后文身的黎族女性。在征得她的同意后，我为她拍摄了一些照片，记录下珍贵的文身图案。
    她的脸上是一些条状文理，正面颈上又撒着小点点。我问她，这些图案是否蕴藏着深层含义。她想了想，不能确定。
    因为我们坐得很近，看着她脸上那清晰的文线时，我自己仿佛感到一种疼痛。因为我知道，传统的文身过程非常残酷，几乎不采用任何麻醉或止疼措施，文身者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或他人的按压强制完成。
    那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对抗疼痛的考验。符某对我说：“（文身图案）都是用藤条上的刺生生地扎出来的，然后再用麻疯树籽灰上色。”
    藤条主要有白藤和红藤。利用藤条制作藤针时，先截取一段藤茎，长短二三十厘米不等，一端留刺一至三四组（根）不等。单生之刺以粗壮、尖锐、锋利者为宜，对生之刺以等长、等距、排列整齐者为佳。余刺及皮剥掉，仅留骨干。单针用于文刺单线、细线、圆点及其他细小的花纹图案，双针和多针用于文刺平行之双线和较大面积的花纹图案。
   “伤口是不是很容易感染化脓？”我问她。
   “保持藤针清洁就不会。”
   “如果没有白藤或红藤怎么办？”我又问。
   “都有。这里随处可见。”她笑起来，
    又道：“就算没有，也可以用其他植物的棘刺。”
    我问她是否还记得文刺时的情形，她回答：“这不会忘。”她说，为她文刺的人和其他施术之人一样，没有现成的图谱可参照，完全凭记忆和经验而行。文身师一手握着藤针，一手握着拍针棒（可用筷子代替），藤针被轻轻敲击后，皮肤就被不深不浅地刺破了。

符某的描述，使我好像听得到轻微的声响，脸上顿时有些僵冷。
这天，在与符某交谈中，我对黎族文身那青黑色的上色颜料也有了一定了解。后来，我还曾特意收集、归纳了一下颜料的制作方法。
    一种是用麻疯树籽灰拌水而成；一种是用螺壳灰、红槌树皮、蓝靛草等加水适量，发酵一个多月后制成，既可文身，也可染布；另一种是用野生的黄豆叶、蓝靛草加水和小鱼虾等发酵而成；还有一种是用墨汁加几种野生草叶汁和树叶汁混合而成。
    其中，第一种的使用较为普遍，也很简单：将其籽剥出，用竹签穿成串后晒干。使用时，将其点燃，上面倒扣一个锅，其烟会将锅熏黑，形成一层灰。将灰刮下，用水搅拌，即可用草棍、竹签或鸡毛等蘸取绘画、打刺文身了。
    这些来自田野、充满草香和水气的制作原料，在今天看来，颇为“环保”。当我了解到提取麻疯树籽灰的小细节时，深深感到黎族人的聪明和细腻。我每次想起这个奇巧的方法，都不禁暗自会心一笑。

女子的生死成人礼

    无论文身的颜料如何“环保”，文身仍然是一种近乎自虐的人体雕饰行为，它使文身者有时甚至要面对死亡的威胁。至于古老的黎族文身为什么能历经数千年光阴而存在，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一个细节是：在我走访过的46位文身老人中，只有2位为男性，其余44位皆为女性。第二个细节是：当地曾流传一种为女儿搭建“布隆闺”的旧习。
    经细心研究，我发现，黎族文身以女性为主，而且文身年龄一般都在“年将及笄”，即十三四岁即将成年之时。从我的实地调查统计结果来看，黎族女性的文身年龄多在8～20岁之间，其中以14岁左右文刺者居多。某些黎族女性，特别是本地黎女性文身部位多、面积大，手术很难一次性完成，多按部位分数次，在几年内完成。
    文身之后，父母要在自家旁或村边为女儿搭建“布隆闺”，供女儿自由结交男友、谈情说爱，甚至留宿不同血缘的男子。其间，即使发生性关系，乃至产子，也为社会所允许，不会受到任何歧视。但一般的情况是，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后，会各自向父母提出成婚意愿，进入婚姻程序。尚未文身的未成年人，则不能享有这些权利。
    可见，黎族文身具有成年与婚恋的标志和允诺功能。文身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黎族女人的生死成人礼”。

在与黎族文身女性接触的过程中，我还发现，最重要的文刺部位是颊和颏，特别是颊部，几乎是每个文身者必不可少的文刺部位。历史文献中还有“为丈夫所溺爱者，则为之涅私处”，即文刺阴部的记载，但现已无从考证。

刻在身体上的族群标志

    我一向认为，黎族女性所文的图案内有玄机，因为这些几何形图案，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细究起来却十分复杂。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些在特定部位交叉或平行的抽象图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这些图式应为花、鸟、虫、蛾、谷粒等具象图案，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我所看到的具象类和字符类图式较少，大部分图式都已看不出其源出或所代表的物体形象。
    调查结束后，我对收集到的文身图式进行了梳理，发现这些抽象图形中应该有蛙纹、雷纹、蛇纹等。
    蛙是黎族的图腾崇拜物之一，它象征了黎族先民对风调雨顺、衣食无忧生活的期盼和向往，寄托先民祈求人丁兴旺和族群昌盛的美好愿望。蛙纹主要出现在美孚黎和黎两个支系的文身中。美孚黎的蛙纹主要文刺于前臂、手背和小腿上， 黎的蛙纹主要在小腿部，系简体的叠蛙纹。通过实地调查，我认为，本地黎女性由颊纹和颏纹构成的“凹”字形面纹，也是抽象的叠蛙纹。雷纹或称“雷神纹”，是黎族文身中比较常见的图式。本地黎多将其文于手部， 黎和杞黎多文于颏部。这是黎族先民崇拜天体、敬畏雷神，藉以祈求护佑赐福愿望的体现。
    古越人及其后裔也奉行蛇图腾，出于对蛇的崇敬，他们把蛇当成本氏族或部落的共同标记和象征而刻画于人体上。因此，我推测，黎族文身图式中可能还有象征蛇的抽象纹饰。我过见过的美孚黎女性颈、胸等部位密集的散点纹，可能就象征着蛇腹部的鳞纹。
    一种墨色线条，竟有如此多的文化意蕴，令人惊喜。近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更加坚信，任何一种文化的出现，在某一特定的时期，都有其特殊的功用，黎族文身也一样，那就是族群的标志。
从大的族群来看，是黎族和其他民族相区分的显著标识。

从海南岛的范围来看，那里主要生活着黎、汉、苗、回4个民族，过去，只要看有没有文身，就可以轻易地将黎族女性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从全国乃至世界的文身民族来看，黎族的文身部位和以几何形、抽象性为主的文身图式，也特点鲜明，很容易区分辨别。  

文身也是黎族各支系之间的区别标志。刘咸曾说， 黎与生铁黎村，两个村子能互相听到彼此的鸡鸣狗叫声，但两村的黎族女性所绘的面纹，却大不相同。即使各支系内部小的支系之间，在坚持“大同”的原则下，也有局部的差异。

文身这种古老而意蕴丰富的传统文化正渐渐走向消亡，而我们所要做的、所能做的，也许就是用文字或影像定格历史，记录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