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之路：7000年的繁华与悲哀

      象牙雕刻是源自史前的雕刻艺术，从商代开始，便注入了浓重的人文意义。然而，珍稀的牙雕器却使大象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大象由始祖象进化而来，它们曾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和黄河流域，如今已退缩至云南边陲，不过百头而已。

     簇簇海棠迎风盛开，花瓣柔腻、细润，恍惚看得到缕缕似有还无的清芬，正从花瓣间静静升腾、静静飘逸；鸟兽活跃在林间，野性盎然，生机勃勃；一旁的亭台楼榭，飞檐滴翠，回廊

曲折，犹如一首讲究平仄韵律的古诗……这是何方胜境？

     答案是：这些景色存在于“方圆”3厘米的方格内，方格存在于一枚长30.25厘米、宽3厘米、厚0.55厘米的牙尺上，而牙尺则存在于上海博物馆。

     这枚珍贵的唐代花卉鸟兽纹拨镂牙尺，可借助放大镜，清晰地看到上面共有10个小方格，除2个格子中是层叠的楼阁外，其余8个格子中都是栩栩如生、春色尽染的生态图。它不仅令我惊诧莫名，更让我会心一笑，因为早在7000多年前（河姆渡文化时期），我国古人就已创造了象牙雕刻工艺上的奇迹，并在殷商时期，赋予了它深重的人文意义。

     与玉一样，最初，象牙制品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被我们的先人使用，比如山东大汶口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象牙梳等。历史步入殷商后，象牙制品的实用功能发生了改变，开始升腾出一定的宗教意义。这一点，可以从青铜器说起。

     去年，首都博物馆举办了“5000年文明瑰宝展”，我花费了5天时间对其进行记录和拍摄，早晚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同上下班，中午就在展厅外的长椅上吃个面包草草填填肚子，10分钟的小憩过后，又一头扎进光线幽暗的展厅。青铜器设在展馆入口，转过史前时期的骨笛等遗珍，迎面撞见的便是它们那巨大、庄重、神秘的身影。不过，由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挤在四周拍照，后来者只能透过幢幢的人影和无处不在的胳膊，看到青铜器的局部。

     每次我都是一个耐心排队的等待者，今天，当我把当时拍下的青铜器纹饰与牙雕纹饰进行比较时，发现曾经的等待并非毫无意义。首先，我发现二者的纹饰竟然极其相似，都是以饕餮纹、虎形、夔龙纹等为主，也都显现出原始粗犷的狞厉之美。青铜器是当时盛行的礼器，商代先人认为，青铜器上的狰狞神兽，可以通天地、通鬼神。从这个意义上，牙雕器无疑也沾染了原始崇拜的浓郁色彩。

但显然，牙雕的宗教色彩与青铜器的宗教色彩又迥然不同。我仔细观察了两种器物上的神兽形象，看到青铜器上的神兽大多血盆大口，口中衔人，但牙雕器上的神兽则大都闭口，口下亦无人之形象，通体散发出祥瑞的气息。

     可见，牙雕器更具有世俗气息和人文内涵，它通过“协上下”、 “承天运”、避邪求吉的祥瑞含义，表现了古人对生活的追求和愿望。使得数千年后的我们，能够站在人的个体的精神层面上，了解并进入古人的心灵世界。

     商代开创了中国骨雕的黄金时代，从复杂而仔细的牙雕工艺来看，商代已有专门制作牙雕的人员。周代商后，牙雕工艺成为周代手工业“八材”中的一项—珠、象、玉、石、金、革、羽，“象”，指的就是牙雕。周代出现的手摇加工“车床”，使牙雕制作水平大幅度提高。

随着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加深，鬼神色彩逐渐淡化，牙雕器的功用又开始倾向于生活实用。《西京杂记》中有汉武帝“以象牙簟赐给李夫人”的记载。簟就是席，功用大概与我们现今所使用的凉席相同。不过，这种席由象牙丝编织而成，其制作方式令人瞠目结舌。

     由于象牙的主要成分是象牙质，象牙质由碳酸钙、蛋白质和有机体构成，硬度为1.5，比重在1.7?1.9之间，所以获取象牙丝时需要经过特殊的工序，明人祝京兆在《野记》中记载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先将象牙煮软，待软化后，抽取牙条，此时的牙条已柔韧如线，编织后，纹理均匀光滑，光泽温润，便于收卷。

这种制作工艺的繁琐和昂贵，或许也只有李夫人才能够消受得了。

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本土后，牙雕器基本洗尽了宗教色彩和实用工具的铅华，尤其明末清初时，欧洲商人和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古典主义审美观，对广州等地的牙雕器产生了重大影响，致使牙雕器出脱为珍玩，逐渐走向观赏、展示之路。

     经过数千年的精雕细琢，中国牙雕工艺已是炉火纯青。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旧金山举行，我国的2 6层象牙球与日本的32层象牙球同时参展，日本在层级上占据了优势。后来，中国参赛小组建议以沸水浸泡两个象牙球以观结果，实验过后，日本的象牙球分崩离析，因为整个球体全部由象牙块黏合而成，而我国的象牙球，则以整块象牙雕镂而成，并无丝毫损坏。

关于我国牙雕与日本牙雕的渊源，实际上早在秦时便已开始。徐福东渡日本时，就曾带去大量牙雕器。

     牙雕器曾寄托了古人的精神慰藉，它那无以伦比的柔腻的美感，带给一代又一代人难以言喻的精神享受，然而，古往今来，人们对象牙的猎取，几乎断送了这种由始祖象进化而来的世界上最大的陆栖动物。在4000多年前，我国江汉平原北部和黄河流域，都有大象出没，现在，却只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有小部分象群存在。

     通过甲骨文中关于猎象的记录，我们得知，商代时，黄河流域象群丰富，直到周代，各诸侯国进贡周天子的贡品中，还有大量象牙。但丰盛只是短时期的现象，自秦、汉两代始，大象的生存状况已受到明显威胁，加之长江、黄河流域的气候变冷，野生大象的栖息地急速萎缩到西南一带。“就地取材”已成奢望，“外出觅材”的象牙之路就此开通。但由于异地取材路程遥远，因此，各朝代象牙器的多寡也直接反映了当时的国势强弱。

     海上象牙之路于西汉时期开启，当时，南方的大都会广州（番禺）一带多于南洋通过水路进口象牙。广州南越王墓于198 4年挖掘时，就有５枚原支象牙出土，这些象牙并非来自东南亚，亦非印度，而是来自非洲。可见，当时的国际象牙贸易网已呈展开之势。但相对于盛唐，汉代的国际贸易并不发达。

     唐代经过“贞观之治”后，社会经济十分繁荣，国际文化交流也十分活跃。印度、泰国、缅甸、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等，都是大唐的友好邦国，在文化交融时期，象牙也得以大量进口。周代时，文武百官中，只有五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执象牙笏上朝，而唐代五品以下的官员也都可以持象牙笏。但进口象牙成本很高，因此，只有权贵阶层才能够拥有牙雕器。

     随着国内大象数目愈发减少，进口象牙逐渐成为主要的牙雕器材来源。宋代皇家工艺品作坊文思院所需的大部分象牙都完全依赖进口。《宋史·食货志》记载，宋朝一次从外国进口的象牙数目就达7795斤。这近万斤的象牙背后，凝聚着多少大象的亡魂，令人不寒而栗。

     而明代郑和7次下西洋，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使得中央政府与各地的交通更为方便，与南洋和印度洋沿岸诸国的联系也愈发紧密，就在这些繁荣经济的贸易之路上，大象的命运愈发堪忧。从明洪武年间到弘治年间，广西、云南及交趾、安南和西亚、东南亚地区的大象遭到大规模捕杀。血腥的象牙之路伸展至今，据称，云南南部的野生大象总数已不足30 0头，成年公象仅20余头（母象无象牙，因而躲过了屠杀）。

不仅国内大象出现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大象也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在越南，象牙价格达到了每斤30 0 0美元，牙雕器的价格则是每斤3726美元，昂贵的象牙使偷猎者不惜铤而走险，致使越南本土大象只有150头左右，而邻近老挝的大象数量也不过1000只。

     非洲象无论雌雄均长有象牙，这使得非洲象遭遇的屠杀更为严重。成年非洲象的象牙可达3米，象牙的1/3长在头骨中。为获取象牙，偷猎者大都先将捕获的大象的脸部砍开，抽出象牙，然后将尸体弃之荒野。2007年动物保护组织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年近5%的非洲象被屠杀。生物学家因此担心，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再也看不到这种矜持而雍容的动物缓缓地行走在草原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