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魏晋风度,文采灼灼若桃花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文人集体活跃的时期，在近400年的光阴里，中国文化发生了世所罕见的大变迁。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近400年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人文状态瞬息巨变，体现在文化艺术上，便是一场举世大变迁。因此，我将这3个阶段归置一处，试图于其大变迁中梳理出较为清晰的人文痕迹。

三国魏晋期间，鼎立之势一直存在，地方势力由此蜂起。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使有识之士怀着矛盾心态，极力寻求人生价值，从而唤起自我人格的觉醒。在士大夫阶层，出现了许多著名诗人、书法大师、一代画杰。仅是魏晋六朝的名画家便有120多位，堪称中国文人画的先驱。

在这些先驱者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当时，处于风头浪尖上的中上层男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时期的男性普遍关注自身魅力（我想，大概是为提升个人影响力），在面容修饰方面，尤其注重胡须的修饰，甚至将其上升到庄严的地步，以致那一时期的男子化妆匣子被称为“严具”。

出入于中上层社会的女子则喜华服艳饰，发式还是沿袭汉时风月，依然是高髻垂发式，即将长发梳至头顶，挽成高髻，上插步摇钗饰，髻后垂留，这种形象，在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有真切的描绘。

这一时期，女子的冠戴已呈多样化发展，女子还流行头戴冠帽，此小冠为汉代巾帻演变而来，南北通行，贵贱兼用。小冠罩以笼巾即成“笼冠”，因笼罩是以黑漆细纱制成，又称“漆纱笼冠”，为两晋南北朝时特有的形制。

但无论是高髻如云，还是青丝纳帽，身段窈窕、娇柔矜持、温良俊美是总体的风尚，这或许与动荡局势下女子需要依附有关。

光阴过渡到南北朝以后，佛教、道教并行于世，以老庄学说为基础的魏晋玄学深得文人士族尊崇。对人生持超脱态度的竹林七贤陡然闻名于世，他们不拘理法、衣冠不整、行为不羁的行为一跃而刮起了一股时髦风。宽松广博的穿戴顿时流行于南北朝的大街小巷，上至王公名士，下至黎民百姓，均尚宽博之风。至今，从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出土的“竹林七贤”砖画上，依然可见其“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之风致。

不过，我认为南北朝时期最大的服制改革并非宽博之尚，而是胡服的引进。

据我所知，在中国汉族形成史上，曾经历过3次民族大融合，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次是在宋辽金元时期。在第二时期，天灾战祸迫使西北边疆的匈奴、鲜卑等民族向内地迁徙，与中原汉族交错杂居。各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互影响，文化艺术互相渗透，并逐渐融合，这在人们的衣冠形象上也有突出的表现。

西北民族爱慕中原汉人广衣博带的风采，也穿起了汉装。而塞外风格的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的形制，也被吸收到中原传统的服制中来，其中，最流行的是胡服中的袴褶之制。

袴褶，早在战国时期就为赵武灵王所提倡，因这种服制便于骑射，汉魏时主要用于军戎。南北朝时，还被民间广泛袭用，成为常服的一种。军中袴褶，多用动物皮革所制，民间则多用布缣棉麻制作。袴褶，较汉服紧窄，上衣长与膝齐，穿着者均在裤管与膝盖之处以丝带系紧，以便于行动。由于袴褶多采用皮带束腰，因此富贵者常在皮带上镂饰金银以显示华贵气象。

身披风衣头戴突骑（毛皮）帽的装束，也是来自西北民族的一种服饰，因具有塞北骑士的翩翩风度而俘获当朝的爱美之士和官吏。从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五代，这种装束，竟然一直没有离开过上流社会。这种装束的确很洒脱，电影中佐罗的行头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佐罗嗜黑色，而南北朝时喜红色。

由于南北朝时战争不断，武士的甲胄得到很大发展。蜀汉时诸葛亮造铠甲，甲片经5次迭锻而成，非常有名，直到六朝时古人仍把精坚的铠甲传为诸葛亮所造。实际上，据我考证，曹魏时的铠甲制作技术也并不逊色于诸葛亮。

当时，有马铠、环锁铠、两当铠、黑光铠、明光铠等名目。两当铠与明光铠之形制更为先进。前者是军中主要装备，与当时的两裆衫接近，也因此得名。明光铠于北朝末年取代两当铠，因其胸背装有圆形护镜，在阳光下可反射耀眼的明光，以扰乱敌方的视线，所以更为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