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文化：现代生活的母本

历史如何形成“人”？人如何形成“历史”？这是杂志社交给我的选题大意。显然，这是一篇关于“人”的文章。虽然我对对“人”的研究已愈35年，但主要侧重于造型方面，况且我们都是人类，对人过于熟悉，因此，也更不易动笔。

斟酌了几日，我决定还是从我比较熟悉的人之造型方面对人与历史的关系进行剖析。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其古代人物造型艺术经过了近万年的漫长历程，从远古彩陶人像的稚拙神奇，到商周青铜人像的怪异狞厉，从秦兵马俑的雄浑壮阔，到汉画石刻的古朴豪放，从魏晋文采的飘逸洒脱，到唐人丰姿的富贵华丽，从宋元各族的人情风土，到明清礼俗的繁富严谨，从佛国众像的形态万千，到世间帝王的威仪尊容……这些造型遗迹，是先人对自身认识、理解、感悟的最直接的表露，里面流荡着各民族独特的文化神韵，沉睡着等待唤醒的各时期的人性，它们仿佛撒在华夏文明中的一颗颗朱砂痔，使其焕发出更生动、更俏皮的气息来，从中我们也不难寻找到人与历史相互作用的痕迹。

更有一点幸运的是，我作为一名电影美术工作者，因职业需要，经常涉足大小古都名城和文化遗址，出入各地的文史馆、博物馆。多年来，我在电影剧中人物造型的创造中不断研究、探索、考察，已积累下数千张文物图片和丰富的文史资料，绘制出千余幅人物造型复原图。每次翻看、体验，我都仿佛置身于一个卓立千古的文化圣地，不禁为我们这不朽的古文明所深深感动。

随着国势日益强盛，当下人们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对文明遗迹也尤其重视起来，因此，我相信读者也会拥有和我一样源自肺腑的感动和自豪。

红，从两万年前的想象力中涓涓而来

在研究“人”的造型发展的数十年间，我曾先后到陕西西安，甘肃敦煌、酒泉、嘉峪关，新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内蒙古赤峰，辽宁沈阳，山西大同，河北宣化，河南洛阳、开封，山东济南、嘉祥，浙江杭州，江苏南京、苏州、镇江，云南滇池，四川成都等地考察。

至于北京，更是留下了太多的足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考古所等单位的办公室，是我常去走访之所。其中，历史所的老专家王先生给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

与王老先生的认识还要追溯到20多年前。1985年冬，我因拍摄根据历史学家、作家井上靖先生小说改编的电影《敦煌》，前去向老先生请教一些关于宋代服饰的情况。之后，多年的走南闯北，使我收集到了从史前到明清的文物资料。王老认为，这是“我们这些所谓专业研究人员还办不到的事情”。

一个人只要努力不懈，“二六时中无有己时”，必能产生希望。遗憾的是，当我今日动笔时，老先生已经过世，不过，他的话语犹然在耳。

据王先生介绍，早在旧石器时代，先民就已有了自身装饰的意识和行为。“山顶洞人”的时代距今两万年左右，位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窟遗址和洞中遗物充分证实，那时，先民们已经萌生了浪漫的想象力和表现意识，他们为此甚至掌握了精湛的钻孔技术。

在洞窟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一些骨针。骨针表面光滑，磨制精细，一端尖细，一端有孔，与现代的缝纫针十分相似。可见，当时的人类已经能够利用利器将兽皮切割成一定形状，再用骨针穿入动物的韧带，缝制衣物。

洞窟中还发现一些串状饰物，有的用动物的骨管、牙齿、贝壳串连而成，有的则用白色小石珠或黄绿色小砾石钻孔穿接而成，但以红色饰物居多。这说明，其时，人性已从动物野性中脱胎出来，先民已经懂得运用色彩表达情感。

他们之所以更倾向于红色，是因为太阳初升时的红色霞光，幼儿或子兽降生时的红色血液，令野兽恐惧的红色火光等，在他们迷茫的心中，具有一层吉祥、避害的色彩。因此，当亲人死后，他们会在其尸骨旁撒上红色的赤铁矿粉，摆放一些染有红色的饰物，这些颜色直到今天出土后，还没有完全褪色。

而这种以红饰身、以红祭亡的习俗，也逶迤至今，未曾断绝。我国某些村镇筑房时上梁挂红、沉疴之人饰红冲喜的传统风习，便来自远古时期的这股涓涓细流。

不穿衣服不足为怪，不戴饰物却属罕见

人类的童贞时代并不寂寞，新石器时代到来后，人们放弃了野居游动的生活方式，开始尝试社会化定居生活。规律性的劳作之余，艺术之小荷初露尖尖角，我们的历史上于是开始出现陶塑及彩绘工艺。

由于当时是“男女杂游”，“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妇女地位崇高，因此，先民的创作主题大都是女神崇拜。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出土的泥塑人物群像就全部为女性。这些伟大的女性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数千年后，在一个被划分成欧洲的板块上，会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浩浩荡荡发起女权运动，要求社会正视她们身为女性的权利。

除女神崇拜外，在先民们进行陶塑及彩绘创作的意图方面，我认为还有其他原因。在考察了山顶洞人的遗址后，我发现，在20具人头骨化石中，有15具是未成年人的头骨，这说明，当时有许多年轻的生命在自然灾祸中夭折。在缺乏先进的医疗手段、器械和设备等技术支持和科学解释的情况下，先民只能将恐惧和迷惘诉诸于神明，于是，他们创造出了一系列神秘玄奥的图纹。

他们因此也水到渠成地发明了巫术祭礼。

首先，他们从充满虫蛇的水泽边，大汗淋漓地掘出树根，然后，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埋头用树根制作出一个个形态各异的怪兽面具，最后，他们在婆娑的树影中，戴之狂舞，以祈福祛灾。试问，在我们周围，有多少人知道，从商周时期的青铜面具，一直到今天贵州等地的傩祭、傩戏面具等，都是来自千年前那个野火熊熊的夜晚呢？

先民们为生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随着对自身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他们对美的追求与创造也日趋成熟。他们沿袭了山顶洞人的钻孔技术，不仅制作出贝壳项链，还把钻孔技术利用到人的身体上——在耳朵上钻孔，佩戴耳环。这种习俗，并没有因其毁形饰身的特点而消亡，相反却在随唐五代时达到高峰，在现今也备受女性“青目”垂顾。尤其是好莱坞的女星们，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更是众“耳”璀璨，耳环又大又沉重，镶满钻石和珠宝。

但无论耳环多么沉重不便，比起先民在嘴唇及鼻子等部位穿孔、将婴儿头骨挤压成奇异的形状等习俗来，倒要显得容易接受。尤其是当时某些部落在举行成丁仪式时，那些即将步入成年的男孩女孩还要用刀子切割身体，做出标志，以获得氏族成员的资格，此习俗更令人胆寒。

但对于原始人来说，饰身远比穿衣避体更重要。这是我在对世界各地至今仍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进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我发现，在这些部落中，不穿衣服的民族不足为怪，而不戴饰物的民族却属罕见。

原始人上衣下裳的服制，是我们今天的着装标准

无法触摸的历史在无形中促使先民开发出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意识又在无形中形成了历史。

1987年，在中国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一座距今约6000年的墓内，发现一高大男子骨骸，两旁用蚌壳摆塑着一龙一虎图案。当年的操办者有意识地摆放出这个图案，是为了表现死者生前的特殊权威和武力。但是，当我们隔着沧桑岁月再次观望这个图案时，就会发现一段已经形成的历史横亘在那里——当时一些地方的父权已取代了母系制度，同时，也表明当时的造型艺术已相当成熟。

造型艺术的成熟，反映的是人自身认识程度和自主创造性的成熟。至于成熟到何种程度？是否影响了我们今日的生活？我认为从衣冠装饰角度循序索骥更为直接、真切。

中国曾以衣装王国和礼仪之邦闻名世界，这一辉煌的历史是以上古时期先进的生产技术为基础的。说起“先进”，是因为当时制定的服制模式，现今依然是我们着装的标准。

史书曰：“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其中，衣指上衣，裳指下裳（裙），乾指天，坤指地。天在未明时为玄（黑）色，故上衣为天玄色，下裳为地黄色。上衣下裳的服制和上玄下黄的服色确定后，人们开始按照这种穿着去有秩序地生活。

由于古人认为，源自祖先的身体发肤不能毁伤，因此，男女老少一律留着披肩发，“蓄发不剪”。后感不便，方以绳带或器物束之，到了新石器时期，古人已发明出多种头饰。佩戴着由玉石或砾石制成的束发器，身着上衣下裳，我们的祖先在丛林间开始了我们今日一再重复的生活，劳作、繁衍、艺术创作、娱乐……

不过，一些学者认为史书中关于服制的记载不实，只是传说，但现代考古学家在仰韶文化遗址中的发现则推翻了这种推测。遗址中不仅埋有骨针、纺轮，一些陶器上还有表现人物衣着的形象，陶片上残留的麻布织物的印迹，则仿佛在诉说这一个有关衣装的古老故事。

上衣下裳的服制稍作改变，便是衣裳相连。衣裳相连的服制古称“深衣”，在商周时期，流行于朝野上下，其用途之广仅次于朝祭之服的“善衣”。现代人所穿的连衣裙，就是古代深衣的克隆版。

从上衣下裳或二者相连，发展到腰间束带，在浩淼的人类历史中，上下几千年，始终一脉相承，无论T型台上的衣装如何变化多端，始终未能真正突破这古老的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