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个王朝的终结，总是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的命运。

　　崇祯十七年三月，明亡。明思宗在煤山一棵海棠树上，用一根绵带终结了曾经万人跪拜高贵之躯的生命，也破碎了一朝文人志士的复兴之梦。

　　杨园忽闻北京之变，哀恸欲绝。他穿上丧服，不吃不喝，背着书箱，从绍兴刘宗周老师处昼夜步行赶回家乡。初春的江南，一路繁花，但杨园全然未见。今之乱世，谁为可栖之木，可事之主？如果明王朝继续存在，杨园可以继续攻读程、朱理学，继续编他的《刘子粹言》。但明朝气数已尽，连秦淮河畔一代名妓李香君也血溅桃花，凄叹“桃花扇底送南朝”。可杨园身上始终奔腾着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凛然之气，在这国破民伤之际，他立志践行舍生取义的人生准则。

    到乌镇后，他欲把家乡作为复国的根据地，和徐敬可、何商隐等加入了以乡人吕留良为代表的反清复明的行列，但几经串连发动，终未成事。

　　在我看来，杨园这个时代的文人，从儒家文化中走来，却始终以强烈的责任感关注天下。他们把自己的才华和学识、品行和忠诚，时时与脚下土地的命运结合起来，这种“男儿到死心如铁”之济世气节、忠烈精神远远地超过了当今社会许多读书人的文化品格。

　　清顺治四年(1647)。在这个江南繁华老镇的黄昏落日中，杨园明白，自己终不能用刀枪来抵御异族的入侵，但他内心却奔涌着这个垮掉王朝的忠臣执着。他决定彻底抛弃科举的人生追求，要以自己的学识和不灭的热情去唤醒更多的心灵。

　　他选择了隐居教育，开始了他后半生漫长的传承苦旅。

四

　　中国的读书人想象中，“仕”和“隐”永远是他们生命中的两个极佳选择。在他们看来，“仕”是入世的，虽带有济世之光环，但难免搀杂了世俗的欲念；而“隐”是出世的，是道德的圆满，是风雅的循世，故他们更多做的是清风朗月、潇洒自在的逍遥之梦。

　　而杨园的隐却把“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作为他归隐乡间的精神追求，在他看来，笃于躬行，授人之学是实现他自我升华和事忠前朝的最佳结合。

　　清康熙八年（1669年），杨园应另一位这块土地上赫赫有名的先人—吕留良邀请，在崇德南阳村东庄执教。杨园的教育已完全摆脱了旧时科举的羁绊，他拒绝所有为应科举试而拜到他门下的学生。在他看来，这无异是为清政府培养人才，“用专习制义当务经济之学”，杨园希望走的是启蒙实业复兴的艰难之路。因此，他认为不仅要学知识，便要重道行。主张“学问固重实践，然必自致知格物始”。他自己订了《东庄约语》，把行为的约束作为督导首要。一年端午节，杨园家中一贫如洗没有酒食，他却怡然地对学生说，读几篇朱子的文章，可以当午醉了。

　　他无异是一个孤独寂寞的传道者，他信奉人格的独立，自尊、自立、自护、自强，是填补心灵伤痛的空间，振兴民族的培根之法。“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师傅贤者，异曰多贤；宽者，多至不肖”、“人各欲善其子，而不知自修，惑矣！”在他看来，文化的传承在于父母、师长的楷模，国家政权虽然丧亡，但作为民族灵魂的下一代，如果教育成功，社稷终有复兴之日。

　　我爱读史书，但很少去为那些千古绝句沉迷，更爱追究的是这些文字记载后的那些早已远离时空人物的灵魂，我喜欢穿越历史纷繁复杂表面，进入他们陌生而又熟悉的内心世界。今天读杨园先生，他的著作过于深括、浩大，包含了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经济、农学等各个领域，我不得不自惭内心过于肤浅。我想，四百年前的杨园，抛弃了科举的追求，为了自己所处的朝代的复兴，把自己逐步变成一个贫贱不移、谆谆善诱、言行践行、襟怀坦白的人生实践者，变成了一个百年后读来异常丰富的思想引领者，其中是经过了何等漫长孤独的寻觅。沐浴着那份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高与寂寞，对我们麻木的心灵是一次多么真切的宝贵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