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敬仰杨园，认为他是一个至刚至性的圣人，还因为他是我读到的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中，极罕有地把自己文学与人生追求培栽在故土农田沃土之上的真正实践者。

　　杨园最终成了传世的农学大家。

　　顺治四年（1647年），杨园一边教书，一边开始了种桑耕地的农夫生活。读书人从事农活，在当时学者不农、农者不学的社会风气下，无疑是惊人之举。但杨园毫不为耻，他说“耕与读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他要求子孙“只守农土家风，求为可继，惟此而已”。在这位乡人看来，文人首先要自己解决温饱问题，才能保证自己读书做人不流于趋利媚俗。他生存在动荡不安的更替朝代，但始终不放弃对自己人生和应肩负责任的追索，他把自己心中澎湃已久的治世蓝图融入在耕读和乡治的亲身实践中，为那个时代确立了卑而不屈，不折腰事权贵的高洁处世模式。

　　头戴箬笠，脚穿草鞋，杨园胼手胝足耕种十余年。他亲自向老农请教和讨论问题，然后加以记载整理。他最擅长的是修剪桑树，认为蚕桑的栽种适合江南地区气候，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最好途径。为此，还发明了松棚式木架养蚕法，对预防蚕病，提高产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杨园的农业技术水平，应该不亚于今天高职称农艺师的水平。翻开他的文集，不仅详细记载了桑条压技几枝为宜，几时施肥、施几次肥，如何套种、防虫等大量详尽实用的具体农艺技术细节，而且对如何合理安排农业投入，如何雇用农工等农业生产管理也作了系统论述。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隐居耕种十余年的杨园抄完《农书》，八月撰写完成《补农书》，系统介绍了种桑、养蚕和丝织业方面的知识技术。现在通行的《补农书》一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沈氏农书》，下卷即是杨园的《补农书》，它成为了我国古代农业史上最为宝贵的遗产。

　　二○○三年，我接待了专程来乌镇寻找《补农书》作者遗迹的日本团队。在这个来自发达国家的几十个男女眼中，我看到了虔诚的朝圣神色，拜谒着这位在他们看来神一般的先古儒者。

                      六

　　我在飞檐临波的文昌阁下久久驻足，对面的立志书院匾额上“立志”两个大字，让我再次感受到早已逝去的杨园先生儒雅浩气。同治七年，另一乡人严辰在原有的分水书院扩建后，决定弃用旧名，拈出杨园先生治学格言“大凡为学尤须立志”中的“立志”二字作为新书院的名字，并将最后一进平房辟为张杨园祠。每年农历十月初十，乡人学士总是定期来祭祀这位具有“圣人气象”君子人格的先贤。

    乾隆年间，浙江学使立巨碑，上题“理学真儒杨园张先生之墓”。

　　同治三年，浙江巡抚左宗棠捐廉银大修，于河埠筑通道直过墓门，还购置祭田四十亩，并亲书“大儒杨园张子之墓"。

　　同治十一年，清朝降旨准杨园从祀圣庙，即将杨园的牌位供奉在孔庙正堂前的廊屋里，分享祭孔的祀品。

　　“布衣祀两庑，古今能有几？”

    在后人的感慨声中，杨园早已成为这个人文渊薮的千年古镇中的一个圣人。

　　因为张杨园，立志书院便变得高贵起来，

　　因为张杨园，乌镇文化便变得高贵起来，

　　因为张杨园，中国文人也变得高贵起来。

　　这高贵，源自博学与力行的统一。

七

　　我又来到杨园的墓地。细雨蒙蒙，阒然无人，那墓、那碑早已在“文革”中荡然无存，遗址仅存低低的土墩，几株松柏下，菜地青葱，桑枝摇曳。

　　杨园身后，田野依然，草长又衰。

　　或许，再过六百年，这沉寂又成一个千年轮回。

                        杨园《种菜诗》

后记： 

     这几天刚过黄金周，加上罗莎台风来袭，少有暇空，仅每天夜里回家抽时间写一段。因觉文篇应一气呵成，方可完整表达，故未将片断篇幅发表。昨夜，终将此篇写完。

    追溯历史，每人有自己的解读。杨园先生是我很早注目的乡人，写此篇短文，只是一次灯下与这位大儒的对话。

    悠游在历史长河中，遥远的前方，总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隐隐地呼唤，这是古镇灵魂的脉动。正是这些先人的灵魂，千百年来以积聚久远的执着，使乌镇存留了风韵核心，筑成了这个积淀深远古镇文脉的全部。

    我只是试着掀起了一个角。

                                    完稿于10.10日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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