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参加政协各界人士中秋团拜会，一番领导讲话后，文艺演出上场。其中有一节目是传统地方曲艺“三跳”。

　　人未上场，强烈的摇滚风味背景乐已起，似乎调音师没控制好伴奏的音响，待两位艺人上场开腔，还是那份喧闹嘈杂。努力分辨细听，一男一女两位演员说的是“大好形势”，活脱一个说唱版的“中秋贺词”。化着浓妆，分别穿着中式长衫和闪亮旗袍的演员还在不断伴着程式化肢体动作说唱，但我的眼中却只看到他们手中舞动的三块竹块了。

　　“三跳”，是本地流传在乡间地头的民间曲牌传统说唱，其历史可追溯到隋代。相传是隋炀帝杨广下江南时，纤夫用背纤的毛竹片为器，敲打出简单的节奏配以说白，其演唱曲调为“劝世调”，所以亦称“劝书”。后发展流传至江南民间田头茶肆，用三段毛竹板，两段为右手握，相互拍打，另一段左手对撞敲击，节奏更为丰富，故名为“三跳”。

　　二○○○年东栅历史街区完成保护整治工程后，乌镇在所有江南古镇中第一个提出“古镇保护不仅要保护建筑，而且要保护与当地的民情风俗”的理念。首创把众多手工作坊和皮影戏、高杆船、“三跳”、花鼓戏等当地民间技艺重新挖掘整理展示。但当初重找这些艺人，却费尽周折。

　　高杆船传人是从洲泉附近农村中一家高姓大家中发现的；

　　桐乡花鼓戏的老戏人都已六十开外，主唱的屈师傅身体不好，但闻听乌镇古镇保护与开发管委会请她重登舞台，马上拉上昔日搭挡姐妹，找出早已尘封的戏袍。现在修真观广场上的古戏台上，每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听着这些年近七十的老人吟唱幽远的曲牌；

　　皮影戏在解放初期本地还有剧团存在，只是未久就人去团散。多方打听，在附近留良乡找到闲赋的王师傅。老人兴奋地重新出山，带了儿子媳妇，天天在老厅中演出，几乎迷到了所有来乌镇探幽的游客。很快有上海的一家公司要请老人的戏班去演出，开出了数倍于乌镇的薪酬。老人心动之下去了三月，却又重回到老家无事可干。每每看到后来接替老艺人的小陆师傅坐在他的位置上继续给游客演出时，我总是想起我第一次带老人到韩国展示演出时，他第一次坐飞机时说的话：“坐飞机太快了，还是坐汽车可以看看风景”，偶有气流颠簸，老人总是埋怨“开飞机的司机技术不好”……

　　然“三跳”艺人是最后落实的。亏得当时我搭档曾在文化部门工作过，多次寻找，在石门地区附近找到老艺人王祖良先生。王师傅年事已高，又有哮喘，但一站在水阁边的仁义茶楼中，三块已磨挱得紫红色的光滑竹块，就如注入的生命般不温不火地敲打起来，那苍老悲呛的“玉连环”不知打动了多少游动在古镇中的心灵。在朴素灵动的江南古镇景色中，唯老先生那没有任何华丽附饰的质朴声音，与推窗外的欸乃橹声一起，最为自然的飘落在这安静的水面上……

　　只是不到三年，王祖良师傅年事已高，加上体弱多病，也告隐家中。而那给皮影小陆师傅伴奏的海宁琴师也回去参加轰轰烈烈准备申遗的“海宁皮革城皮影戏剧团”了。但我在这个月二十五日的《新民晚报》上，又看到题为《曾经盛极一时，如今薪火难继，海宁皮影戏班举步难艰》的报道，令人不禁嘘唏……

　　如同前一阵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热潮一样，当所有政府、学者、媒体发现要挤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大门需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时，近一二年，又把眼光转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认定上来。而在我看来，国人的这种唯“申报认定”为目标的热潮，多少只是目前急功近利的短视热潮中的又一波，貌似自豪的张扬后凸现的实质是对传统文化实用主义的自渎。

　　站在今人的角度，对“三跳”、“皮影戏”等具有特定地域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传承和保护，我们很难真实准确地获知他们在某一特定时刻存在的人文意义及精神价值，并把它作为传承的基础，作出其中附存的历史情境及文化上的认同。一个冷酷的现实前提是：这些民间艺术，目前只是仅限于了形式躯壳的延续，其人文空间的精神已无法重生。但无论我们多么不情愿地回避这一前提，避其文化精髓、艺术精华意义不论，却不能用粗浅的理解和认识来对这些珍贵民间历史文化遗产进行草率的解构或重新植入现代新的元素，更不能拿来作为我们今天涂抹“文化保护政绩”颜面的金粉，或是作为“媒体舆论热点制造”的噱头，甚至更为恶劣的利用为商业炒作利用的道具。

　　曾经到过日本，接触过他们一个叫小松七郎的老匠师，只因为他掌握着日本一种最传统的“漆食(音)壁”工艺的技术，他成了日本的国宝。很少有日本人知道他，老人过着平常单调的生活，却享受政府特殊的津贴，他唯一要做的是要选择好他的传人。

　　确实，对所有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和被保护者来说，这是一个漫长而孤独的过程。而我们更多要做的是唤醒自己及周边更多的人和下一代，发自内心的尊重这些内容深奥而表面简约的传统文化，培养其在精神上的真正认同和艺术品味上的真正热爱。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享受这种孤独带给我们的丰富，就可以在这种孤独寂寞之下，保持着我们这块土地上文化和人格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