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常喜欢先入为主的，从个人的情感寄托出发去阅读经典名著，这样我们就会越走越偏，再也无法看懂这部著作了。这又说明我们过于幼稚，因为这样我们很难看到作品承载的真实和美，无法领略奇妙的，我们以往一无所知的异域风情。

现在，我们无法想象三四世纪前后的那些循规蹈矩、性情高雅的古罗马人是如何阅读卢克莱修、爱普利亚斯、塔图里安、圣奥古斯丁奇特的著述的。伊比利亚半岛上西班牙人奇妙的声音，古老的迦太基人神奇莫测的语言，利比亚和北非的激情，对于那些一本正经的古罗马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切。他们是通过读古拉丁文的结论来了解这些的，正如我们也是通过阅读老欧洲人的陈旧的结论来了解荷马和但丁一样。

倾听一种新的声音是困难的，这就如同倾听一种未知的语言一样。我们从个人情感的喜好去阅读经典，就等于拒绝倾听“经典”中的“真实”。把经典中真实的灵动变成我们自怜情感的共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我们出自于恐惧，当恐惧走入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平静就一去不复返，饱尝着种种精神的苦痛和内心的折磨，恐惧成就了我们的软弱和逃避，要想把恐惧从心头拔起，必会连心带血，需忍受巨大的苦痛。经历了沧桑的我们比害怕任何事都更怕一种新的体验。因为一种新的体验要取代许许多多旧的体验。这就如同启用从未使用国或僵硬了多年的肌肉一样，这样做会带来巨大的疼痛。

其实，我们并不惧怕新的观念，我们可以将一切漠不关心的观念束之高阁。但是，我们把一个真正清新的、心灵所需的经验束之高阁，那我们为了躲避疼痛也只能逃避了。我们是在自己躲避自己。躲避致使我们停滞、乏味、滥情于以往陈旧的经验中迷茫度日。

但当我们忍痛去真诚倾听旧经典的真实时，会体验到一种新颖的感觉，比现代书籍要强得多。现代书籍空洞麻木还自鸣得意，而旧经典著作则令人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感知。时间已赋予旧经典浓郁的历史感，想象的神话会在艺术中延展生长，让人觉出从旧灵魂向新灵魂过渡，新的取代旧的。这种取代是令人痛苦的。它割破了什么，于是我们像粘合割破的手指头一样用纱布来包扎伤口。同时，这也是一种割裂。把旧的情绪与意识割掉。不要问剩下了些什么。那怕什么也没剩下，那也是真实的。

我们怎样才能倾听到“经典”中的“真实”呢？那就是我们要注意和欣赏作品的细节，对书里明朗的细节都要一一品味理解，我们应当时刻记住，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这个新天地，研究的越周密越好。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件通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崭新的东西来对待。我们只有仔细了解了这个新天地之后，才能来研究跟其他世界以及其他知识领域之间的联系。

就经典作家而言，时间、空间、四季的变化，人们的行为，思想，凡此种种，都已不是授引自常识的古已有之的老概念了，而是艺术大师懂得以其独特方式表达的一连串独特的令人惊奇的物、事。至于平庸的作家，可做的只是粉饰平凡的事物：这些人不去操心创造新天地，而只想从旧家当，从做小说的老程式里找出几件得用的家伙来炮制作品，如此而已。不过，他们的天地虽小，倒也能导出一些有点趣味的花样来，招得平庸的读者一时的喜爱，因为这些读者喜欢看到自家的心思在小说里于一种令人愉快的伪装下得到反映，但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发射星球上天，会仿制出一个睡觉的人，并急不可待地用手去搔他肋骨逗他笑。这样的作家手中是没有现成的观念可用的，他们必须自己创造。

写作的艺术首先应将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不然这门艺术就成了无所作为的行当。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杂乱无章的东西炼烧、熔化，重新组合，不仅仅是外表，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作家是第一个为这个奇妙天地绘制地图的人，其间的一草一木都得由他定名。那云雾是一座山峰，而且是注定要被征服的山峰。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是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党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拥抱起来了。如果这个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了。

到这里我们就知晓了，我们和作家一样也要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客观的去体会作家创造的新世界，用心灵、脑筋、敏感的脊椎骨去倾听经典，我们才能从中得到真正用得着真实的东西。

生活中人可以不真实，甚至包括艺术家。但艺术化的语言是惟一的真实。一位艺术家往往是一个十足的说谎骗子，可是他的艺术（如果算得上艺术的话），会告诉你他所处时期的真相。这是至关紧要的东西。没有什么永恒的真理。真理是随着时光变迁的，昨日优秀的柏拉图今日就是一个满口胡言者。

真正艺术有着两大作用。首先，它能提供一种情感体验。其次，如果我们敢于承认自己的感情，我们可以说它可以成为真理的源泉。我们曾有过令人作呕的感觉，可我们从来不敢从中挖掘出切实的真理来，其实这真理与我们息息相关，是否与我们的子孙相关也未可知。

艺术家通常要挑明某种寓意并以此来使某个故事生辉。但往往这个故事却另辟蹊径。艺术家的寓意与故事的寓意竟是如此截然相反。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这个故事。

我们都是生活在一种“你不许如何如何”的意识紧张的自由中，但我们也要从西方经典中看到西方人灵魂深处凝聚阴郁的紧张，因为他们内心不想要主子，渴望做主人。美洲之鹰的生成其实就是这种灵魂深处阴郁紧张的民族无意识的产物。我们从西方经典中领悟人性的光辉，同时也寻找到了西方民族的一种凝聚在灵魂深处无法剔除的阴郁的紧张。

每一块大陆都有其伟大的地域之灵。每一个国人都被某一种特定的地域所吸引，这就是家乡和祖国。地球上的不同地点放射这不同的生命力，不同的生命振幅，不同的化学气体，不同磁力，我们可以随意称呼它。但地域之灵确是一种伟大的真实。尼罗河峡谷不仅出产谷物还造就了埃及国土那了不起的宗教。中国造就了中国人，将来也还是这样。但旧金山的中国人将在某一天不成其为中国人，因为他们被美国的文化熔化掉了。失去了中国地域之灵的照耀，失去了中华文明的怀抱，他们的灵魂已经熔变成美国人的灵魂了。中国人应该属于中国大陆，只有这块大陆的是中国人的生命力所在，中国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祖国这块地域之灵的呵护。雅典曾产生过妙不可言的地磁力，这是它自身的吸引力，雅典城邦被古罗马摧毁，但古希腊的地域之灵——古希腊文明依然生生不息，这是希腊民族生息的源头。

从西方的经典中可以看到：人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自由，最自由的人或许是最不自由的。

人自由的时候是当他生活在充满生机的祖国之时，而不是他漂泊浪游之时。人在服从于某种宗教信仰的深刻内在的声音时才是自由的。服从要出自内心。人从属于一个充满生机、健全的、有信仰的群体，这个群体为某种未完成甚至未实现的目标而积极奋斗，只有这样他才是自由的人。逃向一旁自我封闭并非自由。那些最不自由的人向自己内心呼唤自由。人只有在对自由毫无感知的情况下才是最自由的人。就是只有在病痛时才感觉到器官的存在，健康的时候对个个器官的运转毫无感知一样。对自由的呼唤其实是镣铐在哗哗作响，永远都是这样的。

当人做他喜爱做的事时他并非是自由人。一旦他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他就不挑剔了。人只有做自我心灵深处想做的事时他才是自由人。那就寻找灵魂深处的自我吧！这需要走向纵深地带。

最深秘处的自我距人很远，而清醒的自我则是一个固执的顽童。但我们可以相信一件事，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我们就得放弃自己喜欢做什么事的幻想（比如说我喜欢刷夜蹦迪，我喜欢泡妞，我喜欢打牌，我喜欢玩游戏，我喜欢虚荣，我喜欢撒谎等），而要寻觅“它”（指人最深秘出的自我）希望做的事。

可是我们要做“它”喜欢做的事，首先我们就要击破旧的“它”的统治，意味着与所有旧的统治决裂。而要获得真正的自由还需待我们发现了“它”并实现“它”才行。“它”就是我们最隐秘处人完整的自我，是完整的自我而不是理想化的似是而非的自我。

如果我们都是生机勃勃的人，与生命源泉息息相关，就得听从“它”的驱使和决定。我们只有服从才能自由。一旦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自以为在自行其是，我们就成了被复仇女神追逐着的阿伽门农之子奥列斯特了。

我们要在倾听经典的真实中试着剥掉自己虚饰的外壳，去真诚的观察内在“它”的混沌躯体。这样我们就开始了自由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