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惑与困惑之间

——写在教师节

（陕西日报专稿，2010年9月19日）

李春平

在作家队伍中，我属于少数成为教师的人。在教师队伍中，我属于少数成为作家的人。在家长队伍中，我属于少数天天在家上班的人。作为老师，我得经常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而为之解惑；作为家长，我所遇到的困惑总是层出不穷；作为作家，我得通过文学形象去探求人生的解惑之道。于是，一个普通的社会角色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我是从公务员到作家，再到大学老师的。我对每一份职业都充满了敬意。有人说教师崇高，说作家崇高。对我而言，两种职业集于一身，兼容并包，是不是更崇高了？也不是。我本人就没有多少崇高感，仅仅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个普通职业而已。要说崇高，警察，军人，农民，清洁工，任何职业都有崇高的一面。.所以，单纯说某一职业是崇高的，便包含了一些勉励和鼓劲的意思。让人困惑的是，各种大款，企业家，官员，好象很少有人说他们崇高，但他们恰恰又成为当今年轻人追慕的对象。假如大学教授、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在一起喝酒，学识最多的可能是教授，嗓门最大的可能是企业家，坐在首席的必是政府官员，最先被敬酒的也必是政府官员。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可见窥见社会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程度。这时候，人们所称颂的“象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教授就黯然失色了。所以，当老师的理解崇高，只能理解在美学范畴之内，不能自以为是。大学生在求职时，他们更多的是考虑这个职业能为他们提供多少物质保障和福利待遇，待遇的优劣厚薄已经取代了职业的崇高内涵。这足以说明，价值观的多元化已经显现，空洞的说教开始淡化，他们更愿意把人生理想与生存务实的具体目标相融合，开创一条通达的人生道路。

我是2005年底到安康学院任教的，从教对我来说，是个新手。按照韩愈的说法，老师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我的理解是，“传道”属于修身养性，“授业”属于专业技术，“解惑”属于解释疑惑。这就决定了老师的三大使命。要说，每一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困惑，还要肩负为学生解惑的任务，老师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了。这就触及到一个“教学相长”的问题。在大学生面前，如何做一个让学生喜欢的老师，对我而言，要做的事情确实太多。首先得从知识上恶补，努力博览群书，不能为他们各种复杂、偏颇和尖锐的问题所难倒。做老师的，不能过分看重“师道尊严”，如果老师稍有“恶行”，师道还有尊严吗？我们总是一味要求学生要有“感恩”意识，感恩的前提是必须有恩于学生，让他们有报答的理由。可是，如果老师的教学效果不好，教学方法不对，甚至误人子弟，老师就不应该有自责和愧疚之心吗？学校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我们在强调“尊师重教”的同时，为什么不能与“尊生重教”对等起来？再说了，老师也是人，并不一定时时正确，事事正确，在信息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学生读过的书老师未必都读过，学生懂得的知识老师未必都懂得。老师要敢于放下架子，走近他们，才能洞察他们的内心，和他们交朋友。换句话说就是，老师要求学生“品学兼优”，老师必须“德才兼备”。我一向认为，一个心胸狭窄的老师很难培养出宽宏大度的学生，一个刚愎自用的老师很难培养出谦虚谨慎的学生，一个对社会和人生悲观失望的老师很难培养出乐观向上的学生，一个成天板着面孔的老师恐怕学生只看他的脸色就会厌学了。如果一个老师仅仅局限于向学生传授书本知识，那只是“授业”，而不是“传道”，更不是“解惑”。这种学生，纵使学习成绩再好，也很难成为优秀人材的。高分掩蔽下的人文精神缺失，已有无数先例证明它的恶果了。让人困惑的是，追求高分的浪潮依然势不可挡。

我喜欢我的学生，尊重我的岗位。虽然我没有具体代课任务，却总是珍惜我的每一节课。每次讲座之前，我都要习惯性的洗个澡，把平时不修边幅的模样改掉，衣冠楚楚地走上讲台。听众越多，讲得越起劲。面对掌声，面对各种提问，面对各种溢美之词，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学生对你满意了，老师才能真正叫做老师。这时候，一种职业的神圣感就油然而生了。有时也觉得，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师，其实是很难的。

我很喜欢和学生相处，和他们在一起，便会感受和吸收他们身上的朝气，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当他们中的少数人学习懈怠的时候，当“知识无用论”沉渣泛起的时候，得与他们广泛交流，鼓励他们刻苦读书。说实话，我是反对学生成天抱着书本的，看着他们每天都那么苦，总感觉他们永远走在考试的路上，真想让他们活得轻松一些，摆脱老气横秋，活得象个年轻人的样子。可是，现行教育体制和用人机制已经决定了他们不能轻松，专升本要考试，读研究生要考试，当公务员要考试，留学要考试，所有的考试都影响和决定着青年学子的前途和命运，所以他们只能始终用考试的姿态去创造人生。当他们一个个兴致勃勃地走上工作岗位时，我有时也担心他们多久才能进入角色。在非常具体的职场上，他们每天面对的就不再是课本和试卷了。他们的品行修养，接人待物，办事能力，才是职场上真正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