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巴金的重要史料

李春平

    2002年的金秋季节，当时我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路551弄6号604房，这地方叫南码头地区。有天下午，伴着瑟瑟秋风，我和妻子到南码头地区的一条小弄堂——胶南路散步，随便买些家用的杂物。那是上海气候最好的时期，已经有点偏冷了，有点潮湿。大约四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在闲逛时，突然发现一个中年妇女在地上摆放着许多旧书和旧报刊。在上海，这样的旧书摊很多，几乎小一点马路上都可以看到，不足为奇。我也经常蹲下去翻翻，可总见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但我知道文化人经常在这种地方淘书的，有也能偶尔淘到一本好书。这天也怪，我趁妻子进一家食品店购买食品的空档，就走近了这个书摊，突然发现一本陈旧的《文汇报》缩印本。拿起来一看，是上海《文汇报》1939年4、5月份两个月的合订本。虽说陈旧，但看上去还是很精致的。封面是黑色的布面包装，文字是镀金，光泽尚好。经过讨价还价，以50元的价格把它买了下来。

    回家之后我就翻阅这本《文汇报》合订本。第一感觉是上海真了不起，1939年的报纸上竟然有那么多医药广告，特别是性药广告，包括治男性不育的广告也很多，还有介绍夫妻性爱和谐的文章，可以窥见那时的上海经济发达程度和社会开放程度。文艺版上，有巴金的连载，艾芜的文章，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因为缩印本字太小，看起来十分吃力。突然，我在民国28年4月17日（即1939年4月17日）第11版的报纸上的右上方，发现了一个小框，标明《巴金启事》，因为版面非常紧凑，处在其他文章的包围中，即使原版报纸也是很难发现的。启事全文如下：

     香港《南华日报》转载我的文章《公式主义者》（去年十月在广州为《见闻》半月刊作，这里是杂感之四，后载《宇宙风》）并未征得我的同意。我的论据并非卖国求荣的汉奸所能利用，我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决不是“和平”，这时候谈“和平”，无异于任人宰割。

     那么，巴金在启事中提到的《公式主义者》是一篇什么文章呢？

《公式主义者》是巴金为广州《见闻》半月刊所写的杂感之四，之后又在１９３９年３月１日《宇宙风》乙刊第一期 发表。这是巴金的重要著作之一，是一篇抗战檄文。文中针对当时的战争形势和国内状态，这样写道：

　　“抗战的八股文，读得太多了，渐渐地叫人讨厌起来。”这是一个朋友最近对我说的话。其实向我发表过这种的意见的人不只他一人。
　　我前些时候买到一批内地出版的刊物，约有七八种，我把它们全都从头到尾地翻阅过了。结果我觉得只读了一篇文章。起初我很惊奇，我禁不住要责备自己的鲁钝；后来我才恍然明白；那许多文章有着差不多的内容。到这时我才相信那朋友的话是有道理的。
　　公式文章是这样写的：——头一段述日本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野心，与夫积弱的中国如何受强邻侵略而忍辱偷生；第二段述中国由发奋图强而至发动抗战，引起全世界的尊敬；第三段述抗战的各阶段；第四段述日本帝国的即来的经济的与军事的崩溃；最后的结论是“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写这种公式文章的人自然和我上次说的“最后胜利主义者”是一类。不过，这中间还有一点小小的区别。我那位朋友的朋友真是准备着死守武汉。而写那些公式文章的人却早已连人带刊物地一起搬到重庆或昆明去了。他们似乎是用搬家来对付×人，以后也许会再搬到巴安或拉萨去坐等最后的胜利。
　　倘使单靠“坐等”的话，那么谁也不会看到最后胜利了。
　　幸而我们这民族里面还有着不少知道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而且用热血去和侵略者相拚的人，所以最后胜利的希望还悬挂在我们的前面。但这和我们那些公式主义者是无关的。我把专门写上面那种公式文章的人称为公式主义者，以别于“最后胜利主义者”。
　　“公式主义者”不像“胜利主义者”那样糊里糊涂地相信着一两个口号。他们的特长是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是不相信自己叫人相信的话。他们常常用自己的行动来推翻自己的主张。所以，最先从武汉撤退的便是高叫保卫大武汉叫得最响的人，正如上海沦陷后仓皇地逃走的人就是那些慷慨激昂高唱上海必守论的民众领袖。 

     很显然，巴金在文章里严肃批评了公式主义者的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口口声声要抗战到底，到关键时刻便抽身逃脱的那些人。从文章里可以看到巴金先生伟大的人格力量和他的抗日爱国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爱国的忠心巴金，看到了一位说真话的巴金。可是，恰恰就是这篇文章，被香港《南华日报》转载，反被某些人利用，引起了巴金的警觉，于是就在《文汇报》发表了这则“启事”，以正视听。

     我发现这则巴金启事后，非常兴奋，随即将我的发现以书信形式告诉了上海市作家协会陆正伟先生和巴金女儿李小林女士，问他们是否掌握了这则资料。陆正伟是巴金研究专家，也是巴金的摄影师，一直从事巴金创作道路的研究工作，著有《世纪巴金》、《晚年巴金》等著作。好像是第三天，陆正伟先生打来电话，向我表示感谢。他说，他作为一个研究者，手头居然没有掌握这样重要的史料，现在发现了它，真是太难得了。我说我也是偶然发现的，我拿着没用，应该交给巴金的研究专家。启事虽短，看似简单，但史料价值很大，对于研究巴金的爱国思想和文学道路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听陆正伟先生的口气，简直是如获至宝。过了一天，巴金女儿、《收获》杂志社主编李小林也给我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之后，我把《文汇报》的那则《巴金启事》的复印件寄给了他们。

     我于2005年12月从上海回到陕西省安康学院后，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2006年春，我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先生来我院讲学，在聊天中，我提到发现《巴金启事》一事，李先生大喜，让我写一篇文章，作为新文学史料记载下来。今日得闲，遂成此文。

附录：

公式主义者

（巴金）

    “抗战的八股文，读得太多了，渐渐地叫人讨厌起来。”这是一个朋友最近对我说的话。其实向我发表过这种的意见的人不只他一人。
　　我前些时候买到一批内地出版的刊物，约有七八种，我把它们全都从头到尾地翻阅过了。结果我觉得只读了一篇文章。起初我很惊奇，我禁不住要责备自己的鲁钝；后来我才恍然明白；那许多文章有着差不多的内容。到这时我才相信那朋友的话是有道理的。
　　公式文章是这样写的：——头一段述日本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野心，与夫积弱的中国如何受强邻侵略而忍辱偷生；第二段述中国由发奋图强而至发动抗战，引起全世界的尊敬；第三段述抗战的各阶段；第四段述日本帝国的即来的经济的与军事的崩溃；最后的结论是“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写这种公式文章的人自然和我上次说的“最后胜利主义者”是一类。不过，这中间还有一点小小的区别。我那位朋友的朋友真是准备着死守武汉。而写那些公式文章的人却早已连人带刊物地一起搬到重庆或昆明去了。他们似乎是用搬家来对付×人，以后也许会再搬到巴安或拉萨去坐等最后的胜利。
　　倘使单靠“坐等”的话，那么谁也不会看到最后胜利了。
　　幸而我们这民族里面还有着不少知道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而且用热血去和侵略者相拚的人，所以最后胜利的希望还悬挂在我们的前面。但这和我们那些公式主义者是无关的。我把专门写上面那种公式文章的人称为公式主义者，以别于“最后胜利主义者”。
　　“公式主义者”不像“胜利主义者”那样糊里糊涂地相信着一两个口号。他们的特长是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是不相信自己叫人相信的话。他们常常用自己的行动来推翻自己的主张。所以，最先从武汉撤退的便是高叫保卫大武汉叫得最响的人，正如上海沦陷后仓皇地逃走的人就是那些慷慨激昂高唱上海必守论的民众领袖。他们写出来的是一般人承认的公式，他们所顾念的却是自己切身的利益。别人都愿意听那样的话，别人都说惯了那样的话，自己照样地说一遍，没有什么不可以。反正话是好听的。说过写过之后似乎责任已尽，他们回到家里仔细一想，又觉得胜利渺茫，一听到不好的消息，便以走为上策。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又开始这公式主义的生涯，再叫出保卫这地方的口号，鼓动民众做保卫的工作，但等到这地方真该保卫时，他们又会首先搬到更远的地方去。
　　从这种事实看来，我觉得要是单靠公式主义者的笔和口来争取最后胜利，这胜利的确是很渺茫的。但这也并不是说获取最后胜利必须单靠军事的力量。我上次便说过近代战争的决胜点并不单在战场。政治机构的改革，和有计划的动员民众，是抗战的老鹰的翅膀。没有翅膀老鹰便飞不起来，这是谁也知道的事实。然而现在一般人都要老鹰不用翅膀飞。最后胜利主义者和公式主义者便是这类人的代表。
　　我们现在都喜欢谈西班牙。玛德里的保卫更被人常常当作奇迹似地讲起。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在那边战争和革命同时进行。西班牙叛军不能成功，只是因为在政府军方面民众动员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革命”逐渐在生长。西班牙政府是用了志愿兵来和叛军作战的；保卫着玛德里的也是从前并未受过军事训练的西班牙的民众。但玛德里的保卫战已经支持了将近两年了。
　　我们的壮丁被留在沦陷区给人活埋，我们的民众被迫给人服役（筑路，筑工事，运输东西）。这正是我们不会运用自己的力量的过失。不能因此就抹煞了那巨大的民众的力量。要将这力量组织起来，在必需的场合使用它，我们过去的政治的机构是不行的。我们在这方面需要着大的改革，事实上已经有部分的改革实现了。
　　从这里我们便明白：笼统地说一句“抗战第一”，其实等于不说，因为意义太含糊了。我们应该叫出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这两者是应该同时进行的。从前的革命家说过，“要民众饿起肚皮革命是不行的。”同样我也以为要人保卫一个东西，必须让他知道这东西是值得保卫的。倘使叫一些人流血，而让另一些得利，像目前这样地一些人为抗战牺牲生命，在抗战中受苦，而别一些人却借抗战发了财（在抗战中获利的人是不少的），倘令这种状态永久存在下去，则最后胜利属不属于“我”都有问题了。这一点甚至在前线浴血苦战的军人也感到了的。而且他们已经吃了这个的亏。所以他们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感到动员民众的必要。而在后方作文的人倒糊涂起来了，因为他们离战争太远，他们看战争和看西班牙战争影片没有两样。
　　“惩治贪污”的口号也不是从公式主义者口中发生来的，但它却非常适应着目前的需要，而且已经开始实行了。“贪污”和“腐败”常常阻止民众参加抗战。所谓“不准抗战”，并不是一句笑话，在内地的确有些当权者不准人民做抗战的工作。其实不仅在内地，便是在上海，南市的两万石米怎样会落到×人的手里，许多小工厂怎样不能从苏州河北岸搬出来，而必须化成灰烬，这些惨痛的事实差不多每个上海的同胞都会含恨切齿地告诉你们。
　　产生贪污与腐败的政治机构不改革，剥削民众的设施不终止，减削自己力量的事实一再发生，那么便是军事的胜利也还不能保持，最后胜利更不会到来了。
　　最后胜利是大众的。倘使这目标不能得着大众一致的拥护，则最后胜利便不会到来。我们要全体人民一致地拥护这个目标，必须向他们保证最后胜利会带来普遍的大众的幸福。
　　第一 ，腐败与贪污的事实便须永远根绝。
　　“活不了啦，我老到了六十岁，先生，你看，出了钱就是匪也可以保出来，没有钱你就千真万确不是匪，要砍头！而且每回每回一有军队过路，就排家排户的派粮食。你们这回也一样。他是得了一大笔钱了的。我们哩一个烂眼钱也见不着！”
　　这是小县里一个“老掌柜”对联合大学学生们说的话。
　　“那爬满了一条条皱纹的脸颊上隐藏着一层深深的忧郁”（借用向长清先生的话）。这忧郁是内地无数安分小百姓的普遍的忧郁。这是抗战前途的绊脚石，它们倒是十分可怕的东西。我们要获取最后胜利必须将这些绊脚石搬开。否则一味空谈最后胜利，简直是在睁起眼睛做梦。
　　这只是一端。各方面都应改革，我们不能一一举例。至于伍特丽女士在最近一篇演说里所指出的前方救护不完备，这方面的改革更是十分迫切的了。
　　这里还未说到民众动员的事。
　　然而这一切都是公式主义者所没有谈到，或者不想谈到的。
　　（原载１９３９年３月１日《宇宙风》乙刊第一期 ）

博主说明：本文系旧稿，发表于《散文》杂志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