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茨维塔耶娃( MapHHa IBaHOBHa IIBeraeBa，1892—1941)

“新年快乐，露营的卓越诗人！”

新年快乐，露营的卓越诗人！

如此光荣的毁灭！

新年快乐——在别的地方——

背包在身的勇士们！

手舞足蹈，口吐白沫，未被捕获，

红色追击！

新年快乐——在奔逃中被打败

祖国用一只手！

整个地球都在吟唱一首祝酒诗

献给欠收的大地！

因此，伊格尔—和雅罗斯拉夫牛一起哭

俄罗斯，越过重洋。

用一声疲惫的呻吟熄灭悲伤：

我的兄弟！我的骑士！我的孩子！

新年快乐，你们越过蓝色海洋

俄罗斯啊——还如此——年轻。   

（伊沙  老G译）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似乎是为诗歌而生的，除诗歌写作以外，她的经历也充满了很多诗意的细节：浪漫中楔入了坎坷，温柔中酝酿着风暴，忠贞下蕴含了背叛；然而，她最终却以极其常见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死：自缢。这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

1906年秋天，14岁的茨维塔耶娃开始深入地阅读十九世纪俄罗斯经典诗人的作品，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的诗歌，重温童年时妈妈灌输到耳朵里的韵律和节奏，接触到歌德、海涅和其它德国浪漫主诗人的作品，在灵魂深处滋生了终生不衰的浪漫精神。像许多同龄少女一样，这个阶段的茨维塔耶娃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满怀对现实生活的叛逆渴望，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茨维塔耶娃六岁时便开始诗歌练习，此后一直没有中断。1910年，这位18岁的少女自费出版了诗集《黄昏纪念册》，它引起了不少文学前辈的关注。在这部诗集中，茨维塔耶娃几乎是无意识地实践着她后来所遵循的一个创作原则：“地球上人的惟一责任——便是整个存在的真理”。她把生命当成寻找真理的启示，而将写作认做通向真理的道路，在《祈祷》一诗中，她如是写道：

基督和上帝！我渴盼着奇迹，

如今，现在，一如既往！

啊，请让我即刻就去死，

整个生命只是我的一本书。

我爱十字架，爱绸缎，也爱头盔，

我的灵魂呀，瞬息万变?

你给过我童年，更给过我童话，

不如给我一个死——就在十七岁。

全诗虽说还留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痕迹，但也透露了她一生所关注的主题：生命，死亡，爱情，友谊，艺术，自然，上帝。茨维塔耶娃在自己的诗集《摘自两本书》中这样写道：“我的诗行是日记，我的诗是我个人的诗。”

在俄罗斯诗歌的历史上，上自“文学之父”普希金，下迄“白银时代”诸诗人，彼得堡以其美丽的风光和厚重的历史一直受到诗人们的青睐，以至于被看作俄罗斯诗歌的象征。1916年冬天，茨维塔耶娃有过一次彼得堡之行。这次旅行成了她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彼得堡作为诗歌之母，仿佛以阴柔的力量孕育了她在诗歌中歌颂“阳刚的”莫斯科的意识。她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莫斯科诗人的价值，决心要和阿赫玛托娃热爱彼得堡似地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莫斯科。为此，她写下了组诗《莫斯科》，莫斯科有她熟悉的博物馆、熟悉的音乐厅、熟悉的小路、熟悉的小树林、熟悉的广场与教堂，而更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的肋骨承受着一切”，那是她的诗歌之根，也是她介入生活的出发点：

“从我的手中接受非人工的界限，

我奇怪的兄弟，出色的兄弟。

在被彼得抛弃的城市上空，

雷鸣般的钟声在滚动。

整个一千六百座教堂

都在嘲笑沙皇们的傲慢！”

而她对彼得堡诗人的敬仰则催生了组诗《致阿赫玛托娃》，以及献给曼杰施塔姆的一系列诗歌。

阿赫玛托娃在她的心目中，是“缪斯中最美丽的缪斯”，是“金嘴唇的安娜”（希腊神话中阿西娜式的智慧女性），她的名字就像“一个巨大的叹息”，她为此要献给阿赫玛托娃“比爱情更永恒”的礼物，亦即诗人自己的心灵，然后，像一名两手空空的乞丐似地离开。茨维塔耶娃向阿赫玛托娃投去的是一位天才诗人对另一位天才诗人的敬意，她们之所以能成为“星星”、“月亮”和“天堂的十字架”，是因为都是“大地的女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茨维塔耶娃自然也摆脱不了时代加诸其身的困厄。此时的写作已经成了她排遣孤独与贫困最重要的手段。写作的成果之一，就是1921年所出版的诗集《里程标》。在这部诗集中，她集中地描写了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不过，这些诗歌与少女时代的作品相比，更多地是掺合进了生活的苦涩，流露着对未卜的前途的忧虑，以及灵魂深处冲撞不已的渴望、追求、欲望、困惑和矛盾：

“我的灵魂和你的灵魂是那样亲近，

仿佛一人身上的左手和右手。

我们闭上眼睛，陶醉和温存，

仿佛是鸟儿的左翼与右翅。

可一旦刮起风暴——无底深渊

便横亘在左右两翼之间。”

无疑，在俄罗斯诗歌史上，茨维塔耶娃属于天才诗人那一类型，综观她的整个创作，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充溢的灵感和丰富的想象力，其中没有丝毫的匠气，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因此忽视过诗歌的技术层面，恰恰相反，她比很多平庸的诗人都更重视技术的存在。她深深地懂得，没有手艺，人们就不可能化平淡为神奇，不可能在尘世的生活中创造出艺术，因为，“上帝与构思同在！上帝与虚构同在！”

对手艺的重视使得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特征，她的作品节奏铿锵，意象奇诡，充满了大量的破折号、问号、惊叹号和省略号；上述特点以及那些不完整的诗句，往往在词与词、句和句之间造成很大的跳跃性，使得她的一部分作品显得比较晦涩难懂。但是，读者倘若能够剥开隐晦的语义外壳，细细品味一下其中含纳的深意，便不难顺着技术的线索走向精神的深宫，从而感悟这位命途多舛的女诗人对生命本质所作的特殊诠释，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审美同情和共鸣。

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推荐和介绍，茨维塔耶娃于1926年春天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取得了通信联系。于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并构成了一段奇异的三角恋爱。这种由通信而建筑起的恋情在世界文坛上留下了一段著名的佳话，他们停留在纸片上的亲吻和拥抱，字里行间那种柏拉图式的情感，再一次为人类由情欲向精神皈依，为生命超越死亡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三十年代是茨维塔耶娃散文创作的高峰期。形成这一高峰最直接的原因是，诗歌不可能像其它体裁那样在侨民文化界“畅销”，它先天的贵族气息使其只能服务于少数的知识精英，而散文的“流通性”则可以顺利地“大众化”，进而“化大众”，并带来一定的经济收获。正如诗人略带自嘲说道：“侨居使我成了一名散文作家。”另外，对一个诗人而言，在高强度的诗歌写作之后，能有一个匀速的“散文”阶段，也不失为“百米冲刺”后的“缓冲”，可以在休养生息中得到能量“再集聚”的机会。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散文并非随意之作，其中的一些名篇，如《一首献诗的经过》、《记忆之井》（直译为《关于生者的生动印象》）、《诗人与时代》、《被俘的灵魂》、《诗人论批评家》、《普希金和普加乔夫》等，记述了关于曼杰施塔姆等“白银时代”著名诗人的印象，它们以随笔的形式阐述了她对生活的思考，对艺术和诗歌的一些深思熟虑，尽管叙述的是他们，表达的却是诗人自己，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诗歌的血液在散文的脉管里的流动。

1939年6月之后的这段时期，由于丧失了发表自己作品的可能，她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到了诗歌翻译中。茨维塔耶娃的翻译十分严谨，她的翻译原则就是，一定要使笔下的文学作品获得它的文学性，否则，宁可不拿去发表。显然，她要以这样态度来换取口粮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事情。因此，她不得不经常兼做一些粗活，如帮厨、打扫卫生等补贴家用。

在自传中，茨维塔耶娃陈述道：“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诀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逢时；都是在分离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融时；都是偏爱死，而不是生”。她的一行诗句可以作为这段话的注解：“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命运似乎也在为她的信念推波助澜。1941年8月31日，她在绝望中自缢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