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法

印度文化从神到主到帝的演进，最为复杂，从本土原始宗教的诸神和本土和外来的早期文明的神主，到奥义书的Brahman（梵）以及印度教的三帝一体，还有佛教的佛陀和耆那教的大雄。其神的定型，以地中海之God（上帝）和中国的“天”作参照，讲通都较为困难，麦尔斯（Midhael Warren Myers）《梵：比较神学》第五章的标志就是：梵是神帝吗（Is Brahman God）?开篇即讲：“梵是神帝吗这一问题，可以用是或否以及多种方式去解答。”[1] 这一问题同样可以变成佛教和耆那教的问题：佛陀（或耆那）是神帝吗？如是的困惑主要来自以地中海的God为标准去看印度的同一现象，如果从印度文化自身，再联系人类宗教和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去看，印度文化有自身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宗教演进的多样性，甚有贡献。

印度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世界一切文化独特都没有的独特互动和交融。从公元前7000年-2000年，印度河文明有一个联续的文化演进，被分为前哈拉帕、早期哈拉帕、成熟哈拉帕、晚期哈拉帕，这绵延5000年经历从原始社会到早期文明的印度原生文化在公元前2500可能形成了以摩亨佐-达罗为首都的南亚帝国。虽然这一原生文化因气候原因而衰落[2] ，但遗留的雕塑作品透出了几大元素：生动的女神，庄严的祭司，圣牛形象，巨兽围绕的瑜珈王……都成为后来印度文化中的核心主题。印度文化的文字是由从中亚来的雅利安人带进来的，雅利安的游牧浪潮一波一波地向印度推进，《吠陀》经典以宗教知识的形式，用文字展开了印度的诸神世界，在这一世界里却内嵌着哈拉帕文化的主要因子，随着印度历史的演进，无论是中亚民族还是西方民族入主印度，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进入印度，都与原来的本土文化，有一种内在契合和相互融合，从吠陀经典开始，印度的神话-宗教-思想就显出了两大特点：一是主神的人体化（或曰主体化）和内在化（或曰心灵化），前者体现为以人为神的命名，后来体现为以心为人的本质。正是在这里，印度宗教由神主向神帝的演进最后以Brahman（梵）作为最高神体（同时又是最高的心体），让其他文化的人对之深为困惑。二是最高神的虚灵化，这一虚灵的核心和特点，不仅在其超绝言象，主要在于；神只有一个，但以不同的形象体现呈现出来。正因有这一思想基础，当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原初本认为，雅利安人的神是那唯一神的一种表现。当大流士和亚历山大帝进入，已在印度的人认为，这些外来者之神是那唯一神的诸样表现，当中亚的各类塞种族群和各类突厥族群进入印度，已在印度的人认为，塞种人和突厥人的神是那唯一神的诸种表现，当伊斯兰教进入印度，已在印度的人认为，伊斯兰的神是那唯一神的一种表现，当英国人进入印度，已在印度的人认为，英国人的基督教之神是那唯一神的一种表现……这种容纳一切、相互包容的思想，同时又可作为理解印度文化在从早期文明的神主进入轴心时代的神帝之时，让印度文化的神帝有了不同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特点。这两大特点讲起来较为复杂，但知道有这两大特点，对于理解印度文化就有了基础，就可以进入神主到神帝的演进。               

印度早期文明的神主第一次以文字出现是吠陀。如果从印度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双重视角去看吠陀，其实里面有两条相互关联的演进主线，一是来自印欧语系的神主，从中亚进入印度后的不断演变的历史，里面曲折地内蕴着印欧神主与印度文化交织后的复杂进程，主要体现为印欧型的神主在不断的被否定中，转变且上升为印度型的神帝。另一条是印度本土的神主以各种雅利安的形式漏透出现，最后演进为印度型的神帝。如果说，地中海文化圈由神主到神帝的演进，是从各大族群的竞争中相互吸收而产生，那么，印度文化圈由神主到神帝的演进，则是以外来与本土的显隐反转中产生。且先看第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