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王朝变化和佛教东来的双重激荡中，产生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新局面，从美学上讲，儒释道各有特色，产生出了新的美学境界，三教互动，产生出了新的美学景观。前一问题，是儒释道对南北朝美学的演进提供了什么，后一问题是儒释道互动为魏晋南北朝美学提供了什么。

在前一问题即儒释道的各自特色上，先讲儒学，儒学以政治-伦理核心，既为身家国一体的的政治美学提供支持，又为身家国的相对独立，为士人个性审美，为门阀的家风之美，为朝廷的帝王威仪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南朝，特别为朝廷结构，家族风气，以及南方少数民族（山越、蛮、俚、僚、爨）的汉化，具有重要影响。在北朝，儒家美学为五胡十六国和拓拔鲜卑的华夏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三礼（《周礼》《礼记》《仪礼》）之学在儒家的五经体系中成为显学，而《周礼》正是在此一时期方成为三礼的核心。由《三礼》而来的五礼即吉、嘉、军、宾、凶礼得到多样实践、理论总结、现实展开[9] [i] 。汉族的儒学提升和少数民族的华夏化，围绕着三礼经典和五礼实践，呈现了由儒学而来的丰富多彩的美学景观。再讲佛教。佛教西来，刺激了中国宗教的民间形态（各地巫风）和政治形态（黄巾以及张鲁）向宗教形态的转化，使中国道教开始以适合中国文化的方式形成。具体来讲，佛教的神系，第一，促进了中国宗教神系的体系化，佛教的像教，促进了中国道教神系的形象化，中国神系包括佛道两教的造像特点，应是以佛教造像为主而产生出来，当然佛教造像又在重要方面受到中华本土造像基本因素的重要影响。总而言之，宗教造像体系主要由佛教西来结合本土实际而产生出来。第二，由佛教立寺，造成了中国宗教建筑的体系化，佛教道观以及各类神庙都由此而产生出来，既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构成因素，也改变了中国山水的构成因素，城市中和名山大川之中有了佛寺或道观。由佛教和道观，不仅的建筑类型的产生，而且产生了相应的雕塑体系、绘画体系、饰物体系、音乐体系、烧香体系，仪式体系。再讲道教，道教除了上面讲的在佛教的刺激下、互动中，产生了与之对位的神系、建筑、美术、音乐、香系、仪式等体系之外，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中国各地的巫风神系都被整编进道教的神灵体系之中而得到了理性的提升，中国本土的各种各类神灵都得到了秩序性的安排。二是中国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神灵的“仙人”得到了体系性的呈现，体现在各种各样的神仙话语之中。三是中国的山水被道教化了，各种山水被带着仙话的洞天福地关联了起来。可以说，儒家的五礼美学，佛教的窟寺美学，道家的洞天福地美学，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横贯南北的美学亮点。

在后一问题即儒释道的互动交会上。产生了四大美学现象。第一，玄学中的儒释道合一与美学思想的特点。玄学思想，从东汉以来仲长统、桓谭、傅毅、冯衍等的“宗老氏”思想已开其端[10] [ii] ，魏晋王弼，何晏将之进行本体论的提升，两晋之际，佛教般若学兴起而产生了佛玄合流[11] [iii] 。大而言之，儒家士人在由道家而来玄学和西来佛学的双重影响之下，形成为具有美学特色的魏晋风度。因忠君爱国而产生的屈原式的带着香草美人的苦闷骚情和要超然物外而产生的庄子式的逍遥，后来加进行佛教般若型的体无的色空不二的悟智。从儒道合一之玄学和儒释道合一之玄学，构成了三国两晋美学演进的思想基础。第二，释道思想在与儒家的互动中，产生了宗教思想的哲理化。佛教本有深厚的哲学思想，道教形成要援引老庄，也本有深厚的哲学思想，当其与儒家的家国天下一体思想结合，其哲理进入到现实的政治、社会、自然的新型建构之中，因此，都市中的佛寺-道观被内入进了儒家的营国体系之中，山水中的佛寺道观被整合气化流行的天地大化和风水观念之中，因此，由佛教道教而来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装饰、香气体系，不仅是成为各自的宗教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也成为华夏美学整体的一部分。都市的佛寺道观要服从朝廷美学主导下的基本法则，山水的佛寺道观要服从华夏山水观的基本法则。无论在南朝还是在北朝，可以看到三教塑像在各具特色的同时，又有共性特征。一主像两侍像的结构或三主像两旁多侍像的结构，在儒释道的像教中，具有美学总风格上的趋同。塑像上如此，绘画上也如此，装饰上亦如此。第三，是在儒释道的共同作用下，民间巫风的宗教化，由于佛教神系的体系和宗教性，道教神系在与之互动中产生，同时儒家圣人体系亦在与之互动中产生。儒释道的互动中，各地的巫风开始向三教靠拢，特别是被道教网罗在自己的神灵体系之下，山神水神城皇土地，都有了道教的本性和特征，提升到道教的理性水平。如果说道教在与儒释的互动中，具有了相当的哲学高度，那么，各地巫风也被提升到了道教的哲学高度，同时具有了与道教相似的美学特征。第四，在儒释道的共同作用下，巫风的理性化和规范化。中国文化中的鬼神从远古到先秦有系列的演变，到秦朝两汉，基本上在阴阳五行的思想观念中进行规范，其美学风貌，一是在朝廷的天神地祇祖鬼的祭祀体系中呈现，一是以画像砖石为主的家族墓室艺术中呈现。魏晋南朝，在儒释道互动之中，各在巫风，从志怪志异神仙等小说中呈现出来，通过曹丕《列异传》、张华《博物志》、葛洪《神仙传》、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任昉《述异记》、颜之推《集灵记》……怪、异、妖、鬼得到了定型。在里面，不但儒释道思想有志怪形式的体现， 志怪主题和叙事模式也得到了体系化。

正是在以上两个方面的交汇中，魏晋南北朝美学的丰富内容呈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