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洞悉南朝是以艺术美学为主而北朝以政治美学为主，以前关于南北朝美学的言说的特点就清楚了：用艺术美学来定调南北朝美学。这样一来，北朝美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就被遮蔽了。南北朝美学的真正特性，在于南朝和北朝的不同美学向路。关于南朝美学在艺术向路上的方方面面，已经较为详尽：骈文的成熟和五言诗的律化，琴和啸的境界与南朝吴歌西曲的特点，人物画以形写神和山水画的达意畅神，书法的意在笔前，拟象天地，彰显性情。园林之境从都市园到山水园，富贵园到自然园，从大园到小园，人之性情在与天地互动中得到高杨……但有一点尚未得到应有的突出，即中国艺术之美以“文”为核心，以神骨肉为结构，作为艺术之文在中国与西方的文学是相当不同的，这在《文心雕龙》中显得甚为清楚，凡是以美的方式呈现的语言，都是文。不但骚、诗、乐府、赋可以而且应当写成美文，就是颂、赞、祝、盟、铭、哉、诛、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都可以而且应当写成美文。

相对于南朝以艺术为核心的美学之各领域都被涉及，北朝以政治为核心的美学在以往的言说中阙如甚多。急需填补。这是一个复杂丰富的演进，由游牧文化的政治美学到农耕文化的政治美学的演进，更是由边疆民族的政治美学到华夏核心的政治美学的演进。以政治为核心仪式美之转型和提升成为美学的核心。在政治基础上，黄帝为中华民族的政治共祖，鲜卑族认为自己是黄帝子孙，太宗拓拔嗣于泰常五年（421），文成帝拓拔濬于和平元年（460），都远赴桥山祭祀黄帝。孔子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核心，太宗拓拔嗣于泰常五年（421）在国学祀孔子，太武帝拓拔焘太延二年（436）至鲁祭孔子，献文帝拓拔弘在显祖皇兴二年（468），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在东岳以玉币太牢祀孔子，孝文帝拓拔宏太和十六年（492）謚孔子为“文圣”，亲到中书省拜宣尼孔庙。对于美学来说，重要的不是祭祀何人，而是用什么样的美学形式去祭祀。随着内容的不同，美学形式也会相应的变化。美学形式的变化是一个相当复杂和漫长的进程。这里且以北魏的祭天仪式来讲，拓拔珪登国元年（386）在牛川立为代王时，是按鲜卑传统“西向设祭，告天成礼。”而天兴元年（398）定都平城即皇帝位后，即“立坛兆告祭天地”，方位仍“祀于西郊”，但“礼用周典”，按华夏观念“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开始仪式改变。第二年（399）正月，按华夏观念“祀上帝于南郊”。《魏书》呈现了由此开始的北魏在人神关系建构中对祭祀建筑、祭器、祭品、神灵体系上的夷夏互动和夷夏结合。其中特别突出的有三点，一是祭天礼的转型，二是祭祖礼的转型，三是神灵体系转型。北魏定城平城后，宏观地讲，在宗教仪式上，呈现为鲜卑传统和华夏新观并存的两套系统，一是鲜卑传统的祭天于西和祭祖于东，二是华夏的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和城内左祖右社。虽然两类并存，但又都用华夏文化的“数用五”进行统合，四郊祭地以四面城门为起点，皆为五的倍数。西郊天坛离西廓5里，东郊白登山祖庙距南廓10里，南郊圆丘距离南廓10里，北郊方泽距北廓20里。为强化“数用五”的原则，在拓拔嗣“泰常三年（418），为五精帝兆于四郊，远近依五行数。各为方坛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门。以太皞等及诸佐随配。信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余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各用牛一，有司主之。”由此已经预示了，演进的结果是鲜卑消失和华夏传统巩固。先看祭天仪式的演进。传统祭天在西郊，虽然拓拔珪定都第二年就举行华夏仪式的南郊祭天，但在“天赐二年（405）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仪式仍有浓厚的传统内容，如“方坛一”，“木主七”，“女巫升坛，摇鼓”，“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自此以后，西郊祭天为多，南郊祭天为少，二者交互进行。直到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方把南郊祭天圆丘建成固定建筑，太和十三年（489）年孝文帝启动了祭天礼的学术大讨论，获得理论自信之后，太和十八年（494）“诏罢西郊祭天”，完成了在最重要的国家仪式上的华夏转型。再讲祖庙转型。鲜卑族的祖地是大兴安岭的“大鲜卑山”，以山名为族名。其传统信仰为山岳崇拜。当拓拔氏从鲜卑传统走向华夏文化而需建构祖庙之营划过程中，太宗拓拔嗣在永兴四年（412）先在东郊的白登山巅建立太祖庙，然后又在宫中建了太祖庙。二年后（414），又在“白登西，太祖旧游之处，立昭成、献明、太祖庙”，还 “别置天神等二十三于庙左右。”但用的是《周礼·夏官·射人》中的“貙刘之礼”（即古代天子于立秋日射牲以祭宗庙之礼）。宫中祖庙与白登祖庙并行祭祀，直到孝文帝主导的礼制整体改革中，于太和十五年（491）四月“改营太庙”，同时九月降低白登山等山岳祖庙的祭祀规格，太和十六年（492），罢停了白登山的祖庙。当时的孝文帝诏书给出理论是：“玄冬之始，奉烝太庙。若复致齐白登，便为一月再驾，事成亵渎。回详二理，谓宜省一。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帏次之华，未如清庙之盛。”总之，华夏政治美学的“清庙之盛”“九室之美”完全取替了传统山岳祖庙形式。在神灵体系的转型上，太祖拓拔珪建国之初的天兴二年（399）的祭天大礼，把华夷各神进行了整合，有“一千余神”，以后进行过多次整理，减而增又增而减，到孝文帝延兴二年（472）进行宗教体系总体改革前，“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从名称等序上看，神系已经按华夏的结构呈出，此年改革的重点是仪式方式，把所有祭礼全要用牲，改为除了天地、宗庙、社稷之祀用牲之外，所有祭礼，“皆无用牲”而“悉用酒脯”。而神所之数只减了50多所。接着太和十五年（491）又开始“减省群祀，务从简约。”这里的内容甚为丰富，但总是方向是朝向华夏的神系结构的方向进行。改革后的总体形式面貌，呈现出华夏政治美学的风彩：“祭服冠屦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乐官节奏之引，升降进退之法，别集为亲拜之仪”， [4][i] 皆采用汉魏典制。

以仪式为核心的政治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服饰。北朝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服饰演进，服饰不但与政治秩序有关，而且与生活秩序有关，牵动着整个政治和生活。北朝从鲜卑服饰变为华夏衣冠，是一个内容复杂演进艰难的过程。《魏书》《北史》《隋书》对此都有描述，其中《隋书·礼仪志六》讲得较为全面：道武帝拓拔珪在天兴六年（398）开始进行服饰改革，要让“衣冠，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而，“未能皆得旧制”，这里旧制者，华夏衣冠制度也。何以如此，原因非常复杂。直到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进行系统改革时，“方考故实，正定前谬，更造衣冠”，但仍是“倘不能周洽”。要经过孝明帝元诩在熙平二年（517）率领能臣，进一步“奏定五时朝服，准汉故事，五郊衣绩，各如方色焉，”才大体完成，最后，北齐武成帝高湛在河清年间（562一565）方“改易旧物，著令定制。”[5] [ii] 以上史书是从制度-仪式讲。把服饰的演进从制度美学扩大到整个社会的生活美学来讲北朝的服饰演进，宋丙玲《北朝世俗服饰研究》将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北魏拓跋珪立国的登国元年（386年）到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为早期。这时盛乐-平城地区流行鲜卑装束，同时又有对中原服饰的吸收。第二阶段自孝文帝迁都洛阳（493）至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北魏结束，分成东、西两魏，为中期。这时以洛阳中心的北朝服饰，在借鉴汉魏及南朝衣冠制度的基础上，着力恢复中原旧制，并吸取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些特点，形成了北朝服饰自身的特色。第三阶段自东西两魏到北齐-北周到隋朝建立，为晚期。这时的服饰，在继承中期服饰特征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在各民族各地区的互动中，一方面呈样多样性，特别体现在被割据所分开的社会生活方面，另方面又呈现统一性，体现在被割据的上层在礼制方向上的共同华夏方向上面。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结合呈现出北朝服饰被提升后的总体面貌。[6] [iii]

与仪式之美同时演进的是北朝的都城演进。这体现在北魏因时而建的三个都城上：盛乐-平城-洛阳。拓拔力微于公元258年率部到盛乐时，只是将之作游牧的屯住地。公元339年拓拔什翼健欲按华夏方式建成有宫殿民居的城市，遭多方反对而未果。公元386年拓跋珪立国为代，正式把盛乐定为首都，此都内有皇城，皇城内有东西两宫，初具华夏意味。公元398年，拓跋珪改代为魏，定都平城，至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在96年的建设中，形成华夏型的三层套结构，宫城、外城（公元406年始建）、廓城（422年建）。宫城内初以西宫为主，应是与西郊祭天的观念相关，后以东宫为主，以太子监国的新制有关，最后太和初年建中央的太极殿，达到了华夏观念的完成，并形成了三朝（太和殿及东西两堂）五门（由南而北：象魏门、干元门、止车门、中阳门、接太和殿面广场的端门）之制。宫城内东西中三条中轴线主次有别，主间中轴相接于外城御道，贯穿全城。在华夏化的逻辑推动下，外城形成了里坊。以上这些都在是与南朝的互动中运行，包括城内的众多佛寺，也是与南朝都城共有的时代现象。洛阳成为新都之后，同样的宫城、内城、廓城的三层结构，宫城内中区西部有以太极殿为中心的主轴线，中区东南有以朝堂为中心的次轴线。中轴由宫城延到内城的铜驼街再延向郭城外的圆丘。无比宏伟，宫城北部华林园，更有华夏美学韵味，内城里的永宁寺九层高塔，为时代之最，里坊制在完善中形成棋盘格局。[7] [iv] 如果说，以上的种种创新，都在华夏美学逻辑的推动之内，那么，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出现，则是北魏具有新型视野的时代新创。洛水之南，铜驼街御道两旁设置有四夷馆和四夷里（盖设于宣武帝景明二年即501年），馆中里内住有入朝的周边民族首领、边夷侍子、朝贡使节、以朝贡使节名义进入洛阳的商胡贩客，以及归魏的南朝人士。[8] [v] 一种当时的天下胸怀在这里呈现，北魏立国前后对草原丝路的开拓所带来的巨大成就，以建筑的形式体现在四夷馆和四夷里中，由西而来的金银器、鎏金铜器、玻璃器、银币、漆器、石雕、胡俑、服饰、绘画、音乐、舞蹈、装饰纹样，文字、书籍……扩大了北魏的天下胸怀，重铸了北魏的天下观念。

仅从以上的几个基本方面，就可以感受到北朝美学的丰富和特色，绝不可仅以南朝美学去裁剪而能将其完美地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