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法

【内容提要】青铜音乐由铃到庸到钟的演进，与虞夏商周的历史演进紧密相连，与由虞铃到夏铃的演进是与以社坛为仪式中心到以祖庙为仪式中心相连，由夏铃到殷庸的演进，与由社坛到祖庙中心转变在音乐上的完成，由殷庸到周甬的演进，与由殷商的宗示结构的祖庙到西周的庙寝结构的祖庙相连，西周末春秋初，纽钟产生和鎛钟成列，构成甬-纽-鎛体系，展开了青铜乐钟在编列、音列、乐悬上的完善，与政治-文化中的由庙寝之主到宫殿之王的演进相应合。然而正是这一演进让青铜乐钟退出了历史。

【关键词】青铜乐钟，铃-庸-钟，甬-纽-鎛，虞夏商周，政治-文化

青铜乐钟的演进，从陶寺（尧舜时代）和二里头（夏初）的铜铃，到殷商的编庸和大镛 [1] ，再到西周的编钟，钟进而演进为甬钟-纽钟-鎛钟的体系。青铜乐器如是的演进，除了中国型音乐演进的规律之外，还关联到中国型政治演进和中国型文化演进的规律，本文主要从三者的关联来讲青铜乐钟的演进。青铜时代的到来，在乐器上的体现，就是铜铃的出现，铃由陶铃演为铜铃，新出现的青铜在文化上非常重要，铜铃也因此而重要，进入到乐器和核心、政治的核心、文化的核心。陶寺和二里头的铜铃，都出现于高级墓葬之中，铜铃与特磬、鼍鼓，一道构成古乐体系的核心，同时，与铜牌、玉钺、龙盘或绿松石龙形器一道，构成政治象征的核心。考古上的陶寺和二里头即文献上的虞夏，此时正乃远古政治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段，从中国远古的仪式演进来看，有一个从村落空地的以中杆（立杆测影，昼观太阳，夜观极星）为仪式中心的时代，与之对应的由燧人氏、女娲氏、伏羲氏、神农氏作为文化符号的远古，接着是由炎帝、黄帝、蚩尤、两昊为代表的五帝时期，在考古学上的对应就是西北的仰韶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东方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一时段，土地及其所包含的领土、农业、财富显得重要起来，地神之社坛成为仪式的中心。五帝时代的主流演进从黄帝、颛顼、帝喾而到尧舜和夏禹，其文化的仪式中心从社坛转向祖庙。青铜文化以及青铜文化中的乐器——铜铃，正是在这一时段产生出来，其演进方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政治制度上的从五帝时的公天下（部落联盟）向夏商周的家天下（以一族一姓为天下之王）的演进，以及文化上重大仪式的举行从社坛中心到祖庙中心的演进所影响，并为之互动。虽然青铜乐钟的演进，有自己的音乐规律，由虞夏之铃到殷墟编庸，在音乐上由节奏型转为旋律型，编庸由三件组形成三音列，不但有与其他乐器组织成乐律整体，还在编庸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这就是从殷商编庸三音列到西周编甬的三音列，再演进了以后四件组的四音列，并由双音的自觉采用和由四件组到八件组，进而九件组、十件组、十一件组，而形成八音列、九音列、十一音列，最后在编钟发展的顶峰，春秋末战国初的曾侯乙编钟的十二音列。但青铜乐钟在音乐上有如是的演进，又是与政治的演进和文化的演进紧密相关的。本文的重点，正是音乐演进与政治演进和文化演进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