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社坛之示到祖庙之宗：从铃到庸的政治和文化关联

铃从其最初的陶铃始，就是令相关，刘心源讲：“铃字从命，古文令命通用。”[1] 《尉缭子·勒卒令》讲了铃进入军事上的观念体系:“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奇兵则反是。”从陶令到铜铃，青铜的重要提升了铜铃的权威，使铜铃进入政治象征的核心结构之中。铃是巫王之令，随王流动，铃虽重要，但只是核心体系中的一种，而且其进入象征体系中心也不是以乐的方式，而是以令的方式。历史的演进之线为，虞夏之铃演变为殷商之庸，庸是钟的初级阶段，但庸已经在本质上进入到了钟。铃是流动之物，随巫王之身而动，包括随着巫王之舞在社坛上响动。庸是固定之器，放置于庙堂之中，本身的形象性彰显出来，虞夏之铃是小体量和单体的，殷墟之庸是大体积的，编列的。由此透出了，编庸呈现了祖庙仪式的秩序和威严。铃演进为庸，是与一种时代文化和现实政治对固定空间的新要求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与从五帝时期到夏商周时期的政治转型和观念转型关联了起来。

远古仪式中心在从中杆到社坛到祖庙的三段演进中，虞夏之际正是由社坛中心向祖庙中心的转型之时。五帝时代，社形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礼记·祭法》曰：“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为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为社，为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为置社。”社的性质决定了社的多样性体系，既可立于城内，也可置于城外，而从观念上来讲，城外高山、丘墟、湖畔更显其天地人合一的性质。考古上如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著名的坛台，多在城外之山丘之上。《墨子·明鬼》讲：燕有祖泽，齐有社稷，宋有桑林，楚有云梦，都为性质相同而置于山丘、树林、水泽间的社坛。而祖庙则一定在城内中央。祖庙的性质形成了天地人的新结构，也形成了整个天下的新结构。这就是《吕氏春秋·慎势》讲的“于天上之中而立国，于国之中而立宫，于宫之中而立庙。”以庙为中心的庙-宫-城体系，要求相应的象征符号。如果说，从中杆中心开始，磬鼓进入到仪式中心，社坛中心出现，管龠和琴瑟进入仪式中心。中国远古文化在从中杆中心到社坛中心的演进，磬鼓-管龠-琴瑟，作为三组基型，在不同的地域里族群中，以多种多样的组合的方式，进入到仪式中心。但在从社稷到祖庙的演进之时，正是青铜文化出现之时，青铜材料一产生，就进入到政治文化的中心。以前三组主要乐器，磬鼓、管龠、琴瑟，由其固有的音乐本性，都难于在青铜上得到提升，由陶铃演进而来的铜铃因其“铜”与“令”的新组合，而成了与仪式新中心的政治新要求和音乐新要求相适点的乐器增长点。

从社稷中心到祖庙中心的演进，内蕴着以女性为主体到以男性为主体的演进，女性为主的族群重在显示天地人一体但以地为主的坛台形的社，人母地母天母通过社的仪式而整合起来，男性为主的族群重在天地人一体但以人为主的庙堂，由先祖到祖到父形成血缘结构。这里包含两个主项的转变：一是社神由女变为男。最古之时，族群的产生，由动物而来，所谓图腾观念，三皇之时，天的观念占有最要地位，如郑玄注《礼记大传》所说：“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星之精以生。”进入五帝时代，女祖先作为社神在族群的生命繁衍在占有主导地位。在对文献的细读中，可以发现，五帝时代，周族的始祖之母姜嫄，商族的始祖之母简狄，禹之母修己，舜之母握登，尧之母庆都，颛顼之母女枢，都是社神。而到了虞夏之际，夏禹和羿（契）成为西方和东方的两大社神。 [2] 二是夏启为王，建立了以男性祖宗的崇拜系统，《史记·五帝本纪》的《夏本纪》列出的夏启祖上系统是黄帝-昌意-颛顼-鲧-禹-启。回到历史之中，主要的是鲧-禹-启。祖庙建筑当时称为宗。宗，即把空地和社坛上的示（中杆）放进宀（建筑）之中，成为祖先的牌位。男人之众祖的结构体现为建筑之宗里的牌位结构。祖庙的屋内空间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仪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