鱓·鼍·夔：鼓在中国远古仪式之初的演进和地位

                                                                          张 法

【内容提要】鼓在远古因对仪式之舞的规范进入仪式中心，鱓、鼍、夔，既象征各地区族群之鼓的空间多样性，又代表鼓的观念演进的三个阶段，鱓是鳄皮鼓与中杆仪式的结合，鼍是鳄皮鼓显示了鱼与蛙与龙的关联，夔意味着鼓进入远古文化诗乐舞合一的乐之最高级和礼乐合一的礼的最高级。鼓的进入仪式最高级在于巫王-鳄鼓-天道的统一。鼓进入最高级与鼓的威猛一面在仪式中的主导地位相关，当鼓的音律一面占主导时，就从其最高级开始位移出来。鼓在整个仪式中的各方面也起了变化，但鼓因曾为最高级，其产生过的巨大影响仍留存在后来的文化中。

【关键词】远古仪式，鼓的高位，鱓-鼍-夔，人神以和，威猛与和谐

                  一，鼓在远古仪式中的产生及其结构

远古中国，鼓是怎样产生继而又进入观念核心的呢？仪式之初，动物面具舞占有核心地位，但舞的本质性完成，除了人的身体和身体上的装饰，还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音乐就是其中之一，舞必须在时间的进行中才呈现出来，助舞之乐显得重要。正是在舞对乐的需要中，人类几百万年的音响经验被组织了起来，舞的核心地位，决定了仪式中首先被突出来的音乐类型，是有助于使舞顺利进行并有利于提升其舞的形象的突出节奏的打出乐，在打击乐中，最能够融入并体现出远古仪式神秘精神的是——鼓。对于中国文化来讲，初民仅在生活中用木、石、竹、骨等材料进行敲敲打打，形成鼓的刍型，继而在百万年的敲打中形成了鼓之器形与乐之韵律，其中木鼓应有重要的地位，从后世文献和目前仍存的佤、苗、瑶、壮、侗、高山等少数民族中的木鼓，可以想象其在远古各地域族群中的主位，然而，当东西南北各族群从互动而走向最初的一体时（文献的五帝时代或考古的庙底沟时代之后），以土或木为鼓形的器，一定要加上动物皮革（用现在的音乐行话来讲，要从体鸣乐器升级到膜鸣乐器），才成为对远古主流文化来说具有本质意义的鼓。这从乐器体系把鼓定为“革”显示出来。鼓应是从这时开始在各大地域互动而走向一体的历史中，进入到升级后的仪式中心。鼓，甲骨文为：

（乙六六二） （京津一五六O） （柏四四） （乙六一一一）（ 8810） （甲二二八八）

由壴（鼓之形，形有多样）和攴（手用物击鼓之状。形有多样）两部分组成，“壴”中部的“口”突出了鼓冒皮之后的鼓胀之形，鼓在八音中属革，只有用皮革冒鼓，方是其物质之形的本质体现。而只有人用物击鼓，鼓的本质（在时间性呈现，在人击打中呈现，这二者构成中国型观念中的鼓之为鼓的完成）才体现出来，然而，这两个观念还要加上，思想观念（思想观念反过来决定着鼓的形式和鼓人的形式，以及鼓在文化中的位置），鼓在仪式中的地位才逐渐增强，提升，最后进入仪式的核心。因此，鼓在远古仪式的中的性质，不仅是鼓之物质之形的形成，更是鼓内蕴着的观念的形成。

 中国远古之鼓究竟是怎样的呢？从文献和文字的碎片中，可以用一种演进的逻辑，将之组织起来。

在文献上，《礼记·明堂位》讲伊耆氏的土鼓，透出了最初的鼓是用陶土做成的。《文献通考》讲“少昊冒革以为鼓”，点出了鼓形成的关键点：皮革做成鼓面。《吕氏春秋·古乐》讲颛顼用鱓做鼓，并让鱓成为乐的核心，中国之鼓在物质和观念相结合，形成了鼓的本质。《山海经·大荒东经》说黄帝之鼓用夔皮做成，这时鼓的本质性进一步提升为天下的本质。在这些文献里，只要把四位远古巫王作为各有所属的族群符号，也作历史排列，但不拘于历史（少昊族和颛顼族为帝虽在黄帝之后，但这两族的存在并不在黄帝族存在之后，只是其巫王扬名于天下在黄帝之后），而突出各族的共存，只以鼓为演进为中心，进行排列。那么，伊耆氏象征三皇时期，黄帝、少昊、颛顼象征五帝时期，鼓从三皇开始到五帝达到高峰，所谓高峰有两重含义，一是从艺术的标准看，鼓达到成熟，二是从文化标准看，鼓进入到了仪式的核心，成为仪式的最高象征。五帝时代的三大巫王，正好象征了古远时代的三大族群，黄帝象征北西的众族群，少昊代表东方和南方的诸族群，颛顼象征东方和北方的诸族群。鼓在五帝时代达到高峰，是东西南北各族融合的结晶。

夏商周以后，鼓在艺术方面仍进一步发展，但在观念方面，从仪式的最高象征转为最高象征之一，再转为虽在最高象征圈内，但已经不是最高象征。《礼记·明堂位》讲“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悬鼓”，体现了鼓在观念体系的最高位移位出来的同时，艺术方面仍在进行着精致化。这一精致化又从逻辑上反映的鼓作为仪式乐器在仪式的乐器体系中的演进：夏鼓在鼓足上有进一步的修饰，商鼓在鼓身上有进一步修饰，周鼓在鼓的摆放方式的演进，这时鼓已进入以钟为核心的乐器体系。

文字上，有三个名词：鱓、鼍、夔，标志着鼓进入到仪式的观念中心，同时，由于文字与历史有巨大的时间距离，用文字记录时，鼓已经从仪式的最高位移位出来，因此，这三个词又透出了鼓是如何从仪式的最高级移位出来的。《说文》对三词的释义：鱓是“鱼名，皮可为鼓”，鼍是“水虫，似蜥易，長大”，段注“皮可为鼓”。夔是“神魖也。如龙，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段注“其皮为鼓。”许慎的解释关注到了鱓、鼍、夔的某一方面，同时也透出了三个词，特别是夔，与其他方面的互联。这三个词不但各有多重关联，而且三词之间内在互联，内在于这互联中的，就是鼓在远古仪式中的演进。这里结合文献资料和文字分析，再联系考古材料和观念体系，来讲鼓在中国远古仪式中的演进。

《礼记·礼运》讲起源时代的礼，其构成要素中就有“土鼓”[1] 。《礼记·明堂位》说：“土鼓……伊耆氏之乐也。”郑玄注曰：伊耆氏是“古天子有天下之号也”，孔颖达正义曰：“说者以伊耆氏为神农。”[2] 把神农作为上古农业文化的符号，透出在农业之初的仪式中就有了土鼓。土鼓即考古学中的陶鼓。目前发现最早的陶鼓是西北7800年前的前仰韶文化的大地湾遗址和山东7400年前的北辛文化遗址。之后，陶鼓不仅在大地湾前期而下的整个仰韶文化圈和北辛文化而下的整个大汶口文化圈，有特别丰富的发展，而且遍及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红山文化中多样发展。 [3]各文化的鼓有自己的主流样式，如马家窑文化的喇叭型，仰韶文化的釜形，陶寺文化的葫芦形和束腰鼓形，红山文化的筒形、罐形和豆形。 [4]从陶鼓的器形多方面地与生活用具的器形趋同，透出了鼓是在对生活用具的敲打，并将之用于仪式之中，经过漫长时间的探索和演进，才产生出来的。这些鼓被用于仪式之中，考古上各文化的鼓都有图案，而且其图案都有各族的主要观念相关联，下面选四个重要文化的陶鼓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