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和与远古天象的演进

被后来追溯为三皇之首的燧人氏，其典型之事是钻木起火。中国境内50多万前的北京猿人，已有了火的遗存。火的发明以及火由之而生的木的神圣，应当引出远古人类的思考和玄想。钻木取火，不但与火相关的观念显为神圣，这神圣一直延续到后来与神农相关系的烈山氏的火耕和具同样与神农相关联的炎帝之火德；而且，以木相关的观念也显为神圣，中杆仪式盖应在木的观念化中与其他类型的仪式一道产生，并在三皇中排列第二的伏羲氏的“观象于天”中，进入上古仪式的核心。先秦文献附在伏羲氏上的内容，是围绕着天北极的中而形成的整个宇宙图式，这一宇宙图式在《易纬·通卦验》也被归入燧人氏 [1] ，当然更重要的是伏羲作为文化符号不但与渔猎、采集、畜牧有关，而且由之而进入到农业时代。因此可以说，伏羲的“仰则观象于天”把农业之前和农业之后的历史关联起来形成一个中国远古天象演进的整体。伏羲传说，在中国古代的西北，东方、南方的广泛存在，以及与伏羲相关女娲传说在伏羲传说地域内外的广泛存在，可以看成中国天道在远古的演进，伏羲观天而用卦象进行理论总结，女娲补天而重造天道秩序，中国的天道应当是在伏羲女娲时代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在以中杆为主体的昼测太阳，夜观极星的天文观测中，以太阳的升落测日、以月亮的盈虚测月，以春分秋分测季、以夏至冬至测年，每一项都的测定都是容易的，但是，第一，要把日、月、季、年统一起来，第二，要把日、月、季、年与天象整体统一起来，却是相当困难之事。而前一项的统一，对农业生产来讲异常重要，后一项的统一，对整个社会的信仰非常重要。而中国远古的和的思想，正是在对天象的统一性的思考中，建立了起来。而在日、月、季、年中，月与年的不一致是明显的，而统一天象以建立极星、北斗、日、月、星的运行结构，对于农业生产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和的思想正是在这一建立天象的整体性中产生了出来。和，是禾与口组成，不妨理解为，用口讲述禾在天地生长中的规律，并将之以言和歌的方式表达出来。当然这不仅是天象之和，而是在天象带来动的包括天、地、人在内的整个宇宙之和。这种天人之和在《夏小正》中透了出来。《夏小正》虽然是夏代的总结 [2] ，但《礼纬·稽命征》说“禹建寅，宗伏羲”，就将其上溯到伏羲时代，透出了其思想与远古中国千万年的观天实践和观念演进有着关联。从观天这一角度看，从《尚书》中《尧典》里冬至夏至春分秋四大节气和《洪范》中把一年分水火木金土五季 [3] ，到《夏小正》和《诗经·七月》的十月历，到《逸周书·时训解》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到《管子·幼官》的三十节气（还有（《四时》《五行》《轻重己》诸篇所呈现的丰富的历法思想），到《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的十二月体系，透出远古以天为核心建构天地人之和的种种努力与丰富成果。从和的思想来讲，这一演进首先是天上日月星构成和谐统一的运转之和。

天上的统一从逻辑上讲，首先是太阳升落循环的日照最短的冬至，从冬至始到回到冬至为一年，其次是日照最长的夏至，一年由夏至冬至一分为二，从夏至到冬至为阴，从至冬到夏至为阳。阴为寒，阳为热，前者是越来越寒为阴，后者是越来越热为阳。再次是在二分年的基础上把月安放进去，一年为10月，每月36天，一年360天，余下6天为过年，10月进一步分为5季，一季72天。《尚书·洪范》的水火木金土就是这样的5季10月体系。《周易·系辞上》讲“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孔颖达疏:“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地二与天七相得合为火，天三与地八相得合为木，地四与天九相得合为金，天五与地十相得合为土也。”每行中各有阴阳，即水阳，火阴，木阳，金阴，土阳，水阴，火阳，木阴，金阳，土阴。同样，每季中也是阴阳各一。这种一年两半5季10月的十月历不但存在于《尚书·洪范》《夏小正》《管子·幼官》中，而且存在于与远古的西羌和百越相关联的现在西南少数民族如彝、傣、白、羌、僳僳、哈尼等族的历法之中 [4]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以冬至为节点而统一起来的10月历，不仅是以太阳为中心而包含季与月，而是以北辰为中心而包含日月众星，因此它包含着更多的内容，比如，冬至不仅是太阳的回归，更是北斗在中天旋转一圈之后的回归，因此在少数民族中这一节日还叫星回节。又比如，在年去年来的循环中是北斗按顺时针左旋（从左到右和从东到西，同时日月五星按逆时针的右旋（从右到左和从西到东） [5] 。正是在这丰富的天文内容中，后来的道、阴阳、五行、八卦的思想产生了出来，以及《河图》、《洛书》、《周易》的体系性思想产生了出来。回到远古，这一内蕴着阴阳五行的10月历法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进一步细划，就是二十四节气的产生。从《尚书·尧典》等文献明确二至二分四节气到《管子·轻重己》《左传》（“僖公五年”“昭公十七年”）等文献明确的二至二分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八节气。形成了节气的框架基础，而进一步的划分，应有不同体系的同时演进，如《吕氏春秋·十二纪》的二十二节气、《逸周书·时训解》的二十四节气、《管子·幼官》的三十节气 [6] ，最后定型在《淮南子·天文训》的二十四节气里。在二至二分的基础上确定了节气结构之后，以禾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就有了天文知识的基本保证，在这一基础上再把月的重要性提出来，让月的盈虚循环以一种最最受尊重的完整的方式进入历法之中，进行天文的整体性调适，从而历法便从10月历变为12月历。这里包含了一系列的体系调整，包括阴阳关系、五行顺序、八卦方位、日月星的协调等一系列的调整，在阴阳关系里以阴为主变为以阳为主 [7] ，在五行顺序里从水火木金土到木火土金水，在八卦方位中从先天八卦图到后天八卦图 [8] ，在日月星的协调上，《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年终季冬，可见“日穷于次，月穷于纪，（北斗）星回于天”和谐呈现。这是一个以极星为中心，以四象为展开，以北斗和日月五星的运行为秩序的天文结构，以一种高度复杂而又多元和谐地建立了起来。这一天上整体的和谐运行，构成了中国型的天道，而这天道运行的正常，显示了中国天道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