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

【内容提要】中国文化的和的观念，从农业生产之禾产生出来，又因农业实践而关联的天上日月星的运行之和，进行形成天人之间的互动之和，由《尚书》（《尧典》和《洪范》）、《夏小正》《诗经·七月》、《逸周书·时训解》到《管子·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到《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透露出来的和，是在天人整体运转中的和，整体性、时间性、互动性是其主要特点。

【关键词】和，农业之和，天文之和，天人之和

    如果说，中是中国型的仪式的核心，那么，和是以中为核心而来的原则。正如中的观念可以在很早的建筑选址中找到踪迹，和的观念可以在很早的石片制造中发现端倪。这从石片之斤渗入进工具（斤、斧）、活动（斫、斩）、观测（听、析）、天象（昕、鬿）、思维（哲、断）等与人类活动的关联中，并使之有了统一性，而体现出来。但从文字学上看，和的观念明显起来，是与农业的出现紧密相关，并随着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整个文化体系的发展、丰富、定型而发展、丰富、定型的。和，《说文》曰：“相应也，从口禾”。联系到远古文献、考古、观念，此解释，一是讲到“和”的基本词义：相应即二种或二种以上的事物处于共存的相动关系。二是讲了和来源：从口以及与口关联的整个体系：饮食之口、声音之口、言辞之口……，从禾以及整个农业相关的体系：土地、作物、人力、气象……在金文里，和的三形： （ 壶）， （史孔盉）， （陈 簋），第一形从禾，第二、三字从木，《说文》“禾”字曰：“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按许慎时代的思想，农业之禾在春天的生长与五行哲学里的木相关，但这一内容应有更深的历史基础，禾与木都是生命之物，在上古关于事物的分类体系中，是同质的。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生物的、宇宙的生命，都凝结和整合在仪式里，因此，禾与木的关系，在本质上体现在上古的中杆（木）仪式之中。在逻辑上，和是以中杆仪式为核心，而关联到农业、饮食、音乐、语言，以及整个体系的。中杆仪式中的各要项，都在上古的观念体系中统一起来。而上古的观念体系正是在其中得丰富和深化，并随之演进，最后形成了中国型的和的观念，包括文化上的“以和为贵”，宇宙中的“和实生物”，思维上的“和而不同”，美学上的“以和为美”。和首先是在农业中得到彰显的，因此从农业讲起。

                          一 从禾讲起：从禾而来之和

和与禾，音同义通，和由农业之禾而来。禾在甲骨文里主要有两型：一是（甲一九一）、（鄂君启车节）、（珠676），呈现了一株粟的根、茎、叶、穗之全貌，二是（乙四八六七）、（京都二九八三），在全貌的基础上还把最后的结果穗突显了出来。禾是中国禾类作物第一个产生的词，然后由之产生出穀、、黍、稌、秫、（即穗）、穅、稬、秈、秔、稉等形声和会意字，谷（穀）是禾的同义词，粟甲骨文作，表禾穗的粟粒散落。禾、谷、粟三字指的同一植物（即小米），可互换。但分开用时，谷和粟强调的子实，禾强调的是全貌。重要的是，三词皆可作为庄稼的总名，禾用为总名尤多。三词作为北方植物之名，同时皆可用来指南方之稻。在字形上，南方之稻和北方之黍都有“禾”在其中，南方之稻为大米，北方之粟为小米，同为米。《说文》曰：“稻亦可称粟，犹凡谷皆可称米也。”讲的正是农作物的共性。禾、谷、粟、稻四大词都曾作为总名，可相互交叉使用。[1]来自北方之粟的禾成为汉语的庄稼最主流的总名，盖在两大重要之点，一是在上古的族群融和中，北方炎黄族群成为华夏主流，二是“禾”字所内蕴着与华夏形成相同步的观念内容：“禾”字以一株农作物的全貌，呈现了其在时间中的整个生长过程，又把其在时间中过程凝结为空间上的整体，从而以一个字代表了农作物的时空之和。“禾”在时空中成长，不仅是自身的完整性，还包含了自身与天地人的互动，作物是在天地人中得完成的，在看到显处的禾时，一定要体悟其所在其中并与之互动的天地人之虚，因此，禾如是的存在，体现了虚实之和。作为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农作物之禾，之所生发出和演进为一种观念之和，正是在于中国古人从天地人的整体性中去看待禾的生成，并从中思考出一种宇宙性的观念。因此，和的思想基本在于三点：第一、一事物（禾）与他事物（天地人）的关系。第二，这种关系具有虚实相生的性质。第三、以上两种关系都处于理想的状态中。从而，一事物在关联和虚实两方面都以理想状态运行，这就是和。

因此，和，不仅禾得到理想的生长和成熟（禾之和），而进入口中成为美味（味之和），对之思考而成美言（言之和），乐其所是，成为美乐（舞乐之和），而这些得以顺利地演进，以天地正常运行为基础，因此禾之能和，其根本又在于天地之和，禾之成和，本身就体现了天地之和。

中国的农业，从考古学上看，从约12000年前开始，经过多阶段的发展，形成北方粟作业区和南方稻作业区而遍布东西南北，到5000年前-4000年前这一繁荣期，南方的稻作区域已经遍及两湖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江西赣都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太湖地区的良诸文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粤北的石峡文化等，以及云南、广西、福建、台湾等地区。北方的粟作区域已经漫衍到黄河中部流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客省庄文化，东北西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西部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后期（半山、马厂类型），乃至西藏昌都卡若地区。[2] 在文献上，最早的三皇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神农氏作为远古的符号，盖应是中国农业文化经过数千年（约1200年前-8000年前）演进而进入兴旺时期而产生出来的。在南方各地，是稻作区域的处处辉耀：有两湖地区先后存在的汤家岗一期文化约7000年前-6500年前)、大溪文化（6500年前一5300年前)、屈家岭文化（约5300年前-4600年前），有皖鄂间的薛家岗文化（5500年前-4800年前），赣西北山背文化（约4800年前），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6000年前-5000年前），有浙江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约7000年前-5300年前），有太湖地区先后存在的马家滨文化（约7000年前-6000年前）、崧泽文化（5800年前-4900年前）等等。北方各地是粟作区域的处处亮点：有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约7000年前-5000年前），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6000年前-4900年前），黄河下游的北辛文化（7400年前-6400年前）、大汉口文化（6100年前-5000年前），有西辽河流域的赵宝沟文化（7200年前-6400年前）、红山文化（6700年前-4900年前），辽宁中部的新乐文化（7300年前-6800年前），燕山南麓上宅文化（8000年前-6000）等等[3] 。大概因中国的农业是南方之稻先于北方之粟，因此，起源于南方又由南而北的炎帝成为了最后一代的神农，作为神农之子的“柱”则成为土地之神。后来有炎黄之战，黄帝成为胜利的一方，不但成为天帝，而且也成农业发明者，而与黄帝有关联的稷，取代柱，成为了具有神农内容的土地神。神农、炎帝、黄帝、柱、稷，不妨看成中国农业于约8000年前四处勃起演进到4000年前夏王朝建立这一灿烂时期东西南北各地农业族群的总体概括和符号表征。而在这些主神四周，虽然这一时期如上面所述的考古文化，不少在炎黄两系之外。如良渚文化有宏伟的把土地神圣化的社坛。不过从先秦文化讲了东西南北，各处有自己的社，只是各地之社在东西南北族群的融合中，未能进入华夏最高级的称号而已。但其本有的内容，却被吸收到以神农、炎帝、黄帝、柱、稷为代表的文化符号之中。在4000年前中原第一个中央王朝夏建立之时，夏禹，成为最大的社神。在由神农、炎帝、黄帝、柱、稷、禹为代表的社神观念的演进中，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和。神农所象征的农业，以及由农业而来之和，把其之前的用伏羲和燧人来象征的古代本就思考着的和，根据新的农业实践进行了新的提升。因此，在关于燧人和伏羲的文献中，仍然有关于和的思想线索。农业需要对天的思考而来的历法，在农业之前的狩猎、采集，以及与农业并行的游牧，同样需要对一种天人的互动，需要对天的思考。因此，和的思想是可以从燧人氏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