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美学在东亚”型的东亚美学

西方型的（或者说）作为一学科的美学进入东亚，因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扩展到东亚而产生。这一美学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美学名称的定译，二是学科体制的建立，三是美学原理论著的出现。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是日本在先，中国在中，韩国在后，但在性质上基本相同。我更熟悉中国，且以之为例。第一段，美学名称的定译。aesthetics传到东亚，西方传教士、日本和中国学人曾选用不同汉字词汇与之对译，如有“佳美之理”、“审美之理”（由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 1886年的《华英词典》所用）、“审美学”（由日本小幡甚三郎撮译、吉田贤辅1870年校正的全二册《西洋学校轨范》所用）、“论美形”或“如何入妙之法”（由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 1873年的《德国学校论略》所用）、“佳趣论”（由日本西周1870年的《百学连环》讲义所用），“美妙学”（同一个西周1872年的《美妙学说》【进讲草案】所用）、“艳丽之学”（华人颜永京1889年翻译出版美国心理学家海文《心灵学》时所用）、“美学”（日本中江兆民1883 年译《维氏美学》【上下册】所用，该书翌年3月由日本文部省编辑局先后刊行）……最后，“美学”一词在日本成为定译，这一定译进入中国之后，在王国维、蔡元培、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美学”一词成为中国学界的定译。第二段，教育的学科设置。，张之洞等组织制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规定“美学”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之一，随后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要求在大学的文科里开设“美学”专门课程。民国初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1913），国文学中列入“美学概论”。这一系列的运作，使美学成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一个学科。第三阶段，在美学成为体制中的一门学科之后，中国学人借鉴西方的相关论著，较快地写出了美学原理著作。萧公弼《美学概论》，连载于《寸心》杂志1917年的第1、2、3、4、6期，未完。1923年吕澂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美学概论》，从此之后，美学原理著作不断出现。仅在战火不断的民国时期（1911-1949），就出版美学原理著作15本 [1]。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朱光潜按西方美学模式写的《文学心理学》（1931，乃《谈美》的学术版）和蔡仪按前苏联模式写的《新美学》（1947）。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进程，西方型美学成为主要形态。中国如此，日韩亦然。

在世界现代进程以来的学术语境中，西方美学被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东亚学人是怀着同样的信念而对之进行移置，从而让东亚拥有这一知识的。但是，东亚学人对西方美学的“移置”（这更鲜明地从西方美学著作的翻译中体现出现），或者换言之，东亚学人对东亚美学的建立（这更主要地从东亚按西方美学原理所写的美学著作中体现出来），是在两种语境（context）中进行的。一是东亚深厚的传统美感，二是东亚现代的美感新质。

先看东亚传统美感方面看。东亚学人对美学的移置或曰建构，是以东亚自身的传统知识为背景进行的。东亚的知识传统作为一种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在暗中对美学的建构发挥作用。从解释学（hermeneutics）的理论来看，东亚美学的建构是东亚传统（构成东亚学人建构前的解释学视界[horizon]）与西方原有美学（这是一种不同于东亚的新的视界）对话而进行不断的视界融和（fusion of horizons）的产物。这样，在主观上，东亚学人要按西方的美学原则建立起东亚美学，在客观上，其在建立这一美学之时又无意识地同样也是必然地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加到这种美学之中。这从几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在美学命名上，西方的aesthetics是与日常美感（sense of beauty）不同的具有专门性和特殊性的美感，东亚并无这种美感，因无法找一个适当的词，而只有用一个与之最接近的普泛性的词“美”加上与aesthetics中的-ics相对应的“学”来对之命名。严格地讲，这样的命名已经（又不得不、且必然要）偏离了西方aesthetics（美学）的原意（这里可以写一本大书，但离题太远，且点到为止）。第二，aesthetics（美学）之定义来自这一特殊的美感（aesthetics）的定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1790）对之有经典的论述：这种aesthetic（美感）不是来自感官的快感（不同于功利），亦不是来自知识的快感（不同于概念），也不是来自道德的快感（不同于道德）。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1953）对之补充说：世界中的一切，包括人体、社会、自然、工艺、科学等，都有美，但这些美的混杂的，从这里得到aesthetics（纯正的美感）是偶然的（而这种偶然的获得，也一定是按照审美心理学诸流派讲，要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技术，如距离、直觉、内摹仿、移情等等，才通达到），而艺术是人为美而创造出来的，因此在艺术中才可以得到纯正的美（aesthetics）。这里应当专门指出，西方人认为，艺术的本质特质不是现实，而是虚构，因而艺术与现实功利、知识概念、宗教道德区别开来，从而，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以上两种经典性的西方著作，对西方区分型美学的特征有甚为清楚的彰显。而在东亚的关联型美学中，就美而言，美不是与真和善区别开来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说文》里释美：美，善也。释善：善，与美同意。当然这里的“同”不是完全相同，而是有关联且必须关联。就艺术而言，以诗文为核心的艺术，其基本特质不是虚构，而是写实，从而与现实的方方面面紧密关联。在文学上，要文以载道；在绘画上，要以“一笔之管，拟太虚之体”（王微《叙画》）；在音乐上，讲究“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这种关联，如《红楼梦》第五回中讲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如杨慎所讲的：“会心山水真如画，巧手丹青画似真”（《总纂升庵合集》卷二百零六）。在叙事作品里，金圣叹把《水浒传》这类的小说和《西厢记》这类的戏曲，看成与《论语》《周易》《诗经》类的六经，《庄子》类的诸子，《公》、《谷》类的学术之文，《离骚》《杜诗》类的抒情文学，《战国策》《史记》类的历史著作，都归为“文章”，而且认为有共同的“文法”。这里由中国文艺理论所呈现是正是东亚的关联型美学的特点。正因为东亚现代美学建立在东亚传统之上，因此，东亚学人移植西方美学之时，虽然全盘接受了西方美学的基本框架和概念体系，但在用这些框架和概念讲述美学之时，去是用东亚的关联型思维进行的，这在中国的王朝闻《美学概论》和李泽厚的《美学四讲》论著作中，在日本的竹内敏雄《美学与艺术论》和今道友信《美的位相与艺术》等著作中，在韩国白琪珠《美学》和金文焕《美学的理解》等著作中，都有各具特色的体现。这里且举我最熟悉的中国的例子。在王朝闻和李泽厚的著作中，都认为，美是合规律性（真）与合目的性（善）的统一。这与康德的对美的经典论述，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样，在王李的著作中，都是社会美、自然美、工艺美、技术美与艺术美作为美的基本类型，统一看待。这与杜夫海纳对审美对象的经典论述，形成鲜明对照。在这样的基础上，王李的著作，一方面把美论与艺术论分开来论述，另方面又把美论贯彻到艺术论之中，艺术对于二人来讲，当然与西方美认为的艺术的目的就是追求美，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无非是合规律（真）与合目的（善）在艺术在的体现而已。对于东亚现代美学的按西方美学而来，结果又与西方美学有所区别，从本文的观点来讲，正是中国传统的关联型美学与西方的区分型美学的一次次视界融和的结果。

再从东亚现代的美感新质方面看。东亚现代美学的主流之所以西方美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概念的方式出现，一方面在于它是在西方进行全球扩张中把现代因素系统地植入东亚相一致的，另方面又与东亚各国面对现代性的挑战，决心力争上游，努力进入世界的现代进程相一致的。与东亚学人建构现代美学紧密相连的，是整个东亚的现代化进程：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建立。东亚现代性作为一种体系性的出现，是相互关联的，在这一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东亚美学，在基本框架和主要概念上，是与西方美学完全对接的，这样，一方面，东亚美学与由西方主导的整个世界美学体系，有共同的结构和语汇，既能为世界美学所理解，又彰显东亚的现代性质。这对于东亚与世界的会通来说，极为重要。另方面，用西方型的东亚美学去言说在东亚现代性进程中产生出来的方方面面的审美现象，是得心应手的。因为这些新型审美现象本身就是在与西方审美现象的互动中产生的，具有现代的新质。以中国的例子而来讲，中国的现代文学、现代美术、现代音乐、现代建筑，现代服饰，本身就因西方的影响而来，当然是用西方型的美学去讲是最容易进行，而且也可以讲清楚的。也正因为这一特点的非常突出。在东亚和世界的不少学人看来，并没有在本质上独具特色东亚美学，所谓的东亚美学，只是具有人类普遍性的西方美学在东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