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中用了《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七篇来讲形成美文之“采”的重要因素，即在作文中如何通过声律、章句、用辞、比兴、夸饰、用事、练字，来使文达到美。

首先是声律。

文的音乐性是文之美的第一形式要项。刘勰的声律建立在时代的新成果之上。沈约等发现了四声，从而把声律作为一作文的规律提了出来，声律论，就是把汉语的四声（平上去入）对应于音乐的五声（宫商角徵羽），平声为宫商，上声为徵，去声为羽，入声为角。在音乐中，宫商的振幅大而振动数小，声音大而不尖；徵羽的振幅小而振动数多，声音尖而细，四声中与宫商相通的平声，声大而浮、昂、轻；与角徵羽相通的上去入三声，声细而沉、低、重。这就是后来在唐代形成的平仄规律，在六朝表述为“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生悉异。”（《宋书·谢灵运传》）在这一氛围中，《声律》提出了三个注意事项：一是行文中的平仄双声叠韵问题：

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迭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声律》）

如果两外双声的字被隔开，不顺口；两个叠韵字分在两处，很别扭；都用仄声字，发出的声音就像断了一样；都用平声字，声音远扬开去而收不回来。读起来像口吃一样，都会影响行文的音乐美。二是句子中的和与韵的问题：

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风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则馀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声律》）

把不同声韵的字配合得当叫做“和谐”，同韵的字前后呼应叫做“押韵”。做到了这两点，文的音乐感就出来了，但在二者之中，同韵相押是比较容易的，而异声相和则比较困难。而这对于造成文的音乐感又是很重要的。三是方言音与标准音的问题。《诗经》的韵是标准的，《楚辞》杂了方音，陆机也多楚音。文的音乐感要用标准音而不要用方言音。总而言之，文应当“声不失序”,“音以律文”，以形成音乐性，令人读之，“玲玲如振玉，累累如贯珠。”

其次是章句。

在刘勰看来，“章”是表达作文之“情”的，而作文之情就具体地体现在“句”之中。“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章句》）。文之美是骈文，骈文之句以四六为主，这就成了美文的句型要求：“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章句》）。骈文之美，有要有音乐性的，这既在声律中讲过，但也与章句相关，于是《章句》专门选了组成众多句子里的用韵问题。有的作家，如刘歆、桓谭等，一韵到底，百句还是那一个韵，很枯燥，使“唇吻告劳”；有的作家，如贾谊、枚乘，一个韵用了两句就换，太匆忙，使“声韵微躁”。因此，文中的语气，一定要作音乐性的调节，显出章句之美。虚词的使用，看似小事，实乃文中的一大亮点：

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章句》）

句的使用，还要考虑到自己在全章中的地位：

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章句》）

在这样从正反两方面对章句的结构美讲清后，篇、章、句、字，在骈文里，要使之为美，有四大相互关联的因素是重要的：对偶，比兴，夸饰，事类。从逻辑上，可以说这四大因素附在章句，但为了让使显著，令人注意，可以将之一一单列出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

使文之丽采的第三个因素是丽辞。

丽辞就是让文辞美丽的对偶，主要有四种方式：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丽辞》）

言对是语言本身上的对，如云对雨，雪对风，天地对长空之类。这凡是懂中文的人，一想就可对出来，所以容易。事对是要用典故来对，如宋玉《神女赋》中“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丽辞》）。作者要知道毛嫱和西施的典故，才想得出来。事对要在语言的基础上加上一学问，所以较难。同是事对，是正对为劣，反对为优。上面宋玉赋中的两句是正对，正对只是举两个相同的典故，平列起来，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所为劣，劣这里不是贬意，而是相对而言差一些。反对则要用两个相反的事来讲一个相同的趣旨，如王粲《登楼赋》中“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反对不但需想出相反的词或事，不易，还要让相反的事形成一种张力，表达出比两件事本身更多的意味，呈现为一种“余味曲包”的效果，所以为优。四种对偶作为四种方式，一方面有其难易简复之分，另方面又各有其适用之处，“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言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丽辞》）。

让文之丽采的第四个因素是比兴。

比兴这一从《诗经》开始的作文方式，可以使文在讲述一个思想时有更多的形象关联，更美的呈现形式。比，是用另一个在某一方面与要写之物相似之物来写此物。所谓“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比兴》）比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比兴》）。宋玉《高唐赋》说“纤条悲鸣，声似竽籁”，就是用音乐之声来比树叶之声；枚乘《菟园》说：“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就是用尘埃夹着白云呈现的形貌来比方群鸟乱飞之形象；贾谊《鵩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纆。”就是用纠合的绳索来比喻一种哲理。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就是用此亲人的行为来比喻一种心理状态；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就是用音乐的声响来比方人的辩才；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就是用艺术的舞蹈动态与生产中的剥茧抽丝的动作相比。比有如此的多姿多样，通过“比”，一事物可以与世界上的各类事物获得了关联，有利于文中呈出美态。如果说“比”是让一事物与另一事物同，那么，“兴”则是通过一事物来感发和引起自己的一种思想情感。“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比兴》）。如《诗经·关雎》通过河边鸟的求爱，引出了朝廷的后妃之德。关于“兴”，刘勰的理解并不全面，但却抓住了主要之点，而且深知比与兴的运用是使文呈现丽采的重要因素。比与兴让一事物与天地万物建立了关联，给神思以自由的想象空间，让文的形式能以自己想象要有的美丽样态出现。

让文之丽采的第五个因素是夸饰。

如果说，比兴让任一题目的写作都与天地万物联系了起来，那么，夸饰则是在与天地万物联系起来同时，把这种联系导向一种特有的美学效果：

（《诗经·大雅·嵩高》）言峻则嵩高极天，（《诗经·卫风·河广》）论狭则河不容舠，（《诗经·大雅·假乐》）说多则子孙千亿，（《诗经·大雅·云汉》）称少则民靡孑遗；（《尚书·尧典》）襄陵举滔天之目，（《尚书·武成》）倒戈立漂杵之论。（《夸饰》）

从这些例子可知，夸饰是自古以来的一种美学方式，在夸饰中虽然不是科学中的事实，但却是修辞上的形容，能取得更好的美学效果。特别是不仅将之用于文的表达功能，而且将之用于文的丽采作用：“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耀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夸饰》）。当然，夸饰也是一个两面仞，因此刘勰特别讲了要怎样防止夸饰的负面作用：“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也专门讲了如何保持夸饰的美采功能：“夸而有节，饰而不诬。”

让文之丽采的第六个因素是事类。

在比兴和夸饰里，都涉及到事的运用，这里则从事类自身的角度来讲其在美文中的作用。在齐梁的风气里，在骈文的时尚中，用事成为士人拥有宇宙的一种方式，天地万物以一种事类的方式呈现出来，拥有的事类越多，占有的世界就越广；用也是把骈文写好的必要条件，骈文句式上的以四六为主，在行文中要求对偶。所知事类越多，越容易形成对偶，更易于写出四六。事类属于“学”，“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事类》）。事类本身又把人引入巨大的文化资源之中，“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事类》）。在拥有大量事类的基础上，作者“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事类》），就可以写出“皓如江海，郁若昆邓。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的美文了。

让文之丽采的第七个因素是练字。

汉字以方块形式呈现，本身就具有一种建筑美。因此，美文不但要呈出思想情感之美，结构章句之美，对偶感和音乐感之美，对字形本身的美也是要讲究的，所谓“若夫义训古今，兴废殊用，字形单复，妍媸异体。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练字》）对于字形之美，刘勰特别提出了四条：“一避诡异”，“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就是说，字形怪异的字一定要慎用。如曹摅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讻呶。”“讻呶”这个两字诡异，看起来就令人不舒服，“大疵美篇。”“二省联边”，“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就是说偏傍相同的字，不要排列在一起用，顶多边用两字，你想，四字、五字或六字的句子，一连三字都是相同的偏傍，像字林一样，没有错落变化，不好看。 “三权重出”，“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就是一句之中，同一个字不要用两次，以免影响句子中字型的丰富性。 “四调单复”，“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就是说，一句之中不要全用笔划少的的字，这样会显得太瘦不好看，也不要全用笔划多的字，这样显得很胖也不好看。总之，《练字》就是从字这一层面考虑怎样让文章，先不说内容，就从字的形态上，一看就觉得美丽。

当然，刘勰的字美论，从学理上说，也有其不周全的地方。第一条，字形诡异，如果是用表现某一怪异的形象，用怪异的字再妙不过；第二条，省联边，但要强调树之多，可连用木傍的字，要强调水之汪，可连用水傍的字。汉赋就是这样取得很好的美学效果的；第三条，权重出，如果要特别强调某一种人、事、物、情，重用正是其取得最好效果的方式，如李白诗“举杯销愁愁愁更愁”，正是“愁”字的重出，取得了愁情突出的效果。第四条单复，如果要特别强调一种某一类情感，让全是多笔划的字排列或全是笔划少的字并列而出，不是不应避免，反而必须采用。如白居易《长恨歌》中写唐玄宗在杨贵妃死后入蜀的诗句：“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前两句，全是笔划多的字，正好体现了唐玄宗心情的郁闷，第三句，后五字全是笔划少的字，恰如唐玄宗心境的寂寥。当然，考虑到刘勰是讲的骈文，他的字形四条就是基本合适的了。而无论是骈文还是其它文体，刘勰字形四条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让字形本身作为文的美的因素之一来被考虑，对于文之丽采来说，是非常重要而又很少为别人谈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