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作者姓刘、名勰、字彦和，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卒于梁武帝普通三年（公元522年）[1]。他的一生，可以用六点来概括：

一是跨越三代。刘勰的一生跨越了宋、齐、梁三朝，而其立志苦学成材之年，正在齐梁，这时唯美成为时代主潮，骈文成为人人所爱。从这一角度看，唯美的时代产生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的《文心雕龙》又给这唯美的时代以最好的理论总结。

二是出生庶族[2]。魏晋南朝是一个讲究门阀制度的年代，左思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其二）是这一时代的写照。生于庶族，意味着要跻身社会上层需要非常艰苦的努力。也许正是庶族的地位，激励起了刘勰写出既能代表时代又能超越时代的《文心雕龙》的雄心。刘勰的父亲刘尚为越骑校尉，官阶不大，在刘勰8岁时，于建康保卫战中阵亡。刘勰陷入“家贫”的境况。但虽贫，刘勰“笃志好学”，心怀志向，发奋读书。当时的精神氛围，从曹魏算起到齐末，玄学和佛学已经进行了近300年的相互汇通，而齐高帝萧道成少年时受业于儒生雷次宗，即位后又重用儒生王俭，“精选儒官，广延国胄”（《南齐书·高帝纪下》）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可以想象刘勰所学所读所思的内容。约刘勰20岁时，母亲去世。父母双亡，家境贫寒，胸怀大志的刘勰，一生未曾不婚娶。可以想象，这里有世事的苍凉和人生的感伤和在这苍凉和感伤的立志与发奋。

三是两次梦境。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自道了自己的两次梦景，第一次是在7岁时，梦见一片五彩祥云，美如锦锻，自己“攀而采之”。第二次是在30岁时，梦见自己手捧红的礼器，跟着孔子南行。这两次梦，第一次可以读解成其父尚在时的立志，要攀上唯美时代的“文”的高峰,作一代表时代的总结。这一志向伴随和左右了刘勰的青少年的笃学内容。第二次是在佛寺中编篡佛经的岁月将结束的时候，也是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时候，他将儒学的内容注入到了唯美的时代思潮之中，从而让自己在总结时代主潮的同时，超越了时代的主潮。刘勰专写了自己的两次梦境，可以看成是对《文心雕龙》所要达到的代表时代和超越时代的全书内容的总结。

四是两入佛门。刘勰一生两度进入佛门。第一次应是为了入仕的方便，第二次则可能确有出世念头。二者正好形成了刘勰人生的环圆。他两入佛门之地都是钟山名刹定林寺。此寺与皇室关系密切。在刘勰第一次入寺时，后人分析，好处有四，解决衣食，免去兵役，继续学问，寻求机缘。定林寺是当时全国两大藏经处之一。寺中的主持僧佑德高望重，他把整理经藏的事务交给了刘勰。寺中的经藏都由刘勰“区别部类，录而序之”（《梁书·刘勰传》）。而今传世的佛典目录《出三藏记集》署名为僧佑，据研究，实出刘勰之手。《文心雕龙》的结构清楚，条分缕折，正如范文澜所说，应该是与刘勰在定林寺中的整理编辑佛经，受佛学逻辑的浸染相关的：“彦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条分明，往古所无，自《书记》篇以上，即所谓界品也，《神思》篇以下，即所谓问论也。盖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角思理明晰若此。”定林寺的佛学氛围使刘勰的学问锦上添花，成就了一次佛学运思方式与中国理论的结合。正是在这佛寺整理经典的环境中，刘勰写成了《文心雕龙》。据牟世金推断，此书成于齐明帝建武五年（公元498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历时4年。《文心雕龙》完成的这一年，也正是齐梁改朝换代之年。刘勰写《文心雕龙》从美学上说，是一理论上的巨大创举，但从刘勰的人生志向来说，却是为了以此作为一个儒者入仕经世的一种手段。这样，从学问与人生的关系来说，《文心雕龙》使刘勰离开佛寺，进入仕途；从人生对学问的影响来说，正因为刘勰的心中有一仕途志向，《文心雕龙》才体现了超越时代的带关儒家精神的“征圣”“宗经”的精神。在这一意义上看，虽然刘勰完成《文心雕龙》以后的仕途岁月仿佛与这部名著无关，而其实正好相关，以后的入仕岁月正好注释了《文心雕龙》对何以能在思想上对时代美学主潮的超越。言归正传，定林寺在京城的地位也还不能拉近庶族出身的刘勰与文坛与官场的距离。有了《文心雕龙》在手。于是刘勰决定直接去找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这就出现了刘勰一生中的另一具有戏剧性的关键点——

第五点，巧见沈约。沈约在齐代时官高权重名显，入梁代仍然官高权重名显。刘勰作为一庶族人士，在士庶区分严格的年代，要见沈约不容易，于是刘勰扮为货郎，等在沈约经常往来的路上，当沈约的车马来时，他上前献书。大概这天沈约心情不错，取过一读，感觉不错，“谓深得文理”，于是《文心雕龙》就被“常陈诸几案”，随时翻看。刘勰巧见沈约的效果有两方面，一是自己著作的某些方面的成就得到了文坛领袖沈约的肯定，所谓某些方面，主要是与时代潮相合的声律论方面；二是盖由于沈约的影响，刘勰自此以后离开佛寺进入仕途，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下一个关键点——

第六点，仕途生涯。先是被任命为奉朝请（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随后（天监三年）为临川王萧宏的记室。又（天监四年）为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天监六年，出任太末（今淅江龙游）令的地方官，“政有清绩”。天监十年，为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并兼萧统太子的东宫能事舍人。太子是文学爱好者，著有《昭明文选》，对刘勰“深爱接之”。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仍兼东宫通事舍人的同时，升任步兵校尉，官至六品。这年刘勰54岁。可以说官场十五年走来，亦官亦文，虽然不知其内心的感受和体悟怎样，但从外表上看上去是一帆风顺的。然而很快刘勰又遇上了命运最后的转折。这就是前面讲的两入佛寺的后一“入”。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4月梁武帝在无碍殿受佛戒出家，法名冠达，刘勰也接到诏令，解除步兵校尉职位，与慧震和尚一道，去定林寺编篡经藏。最初看来是重复以前的“入”，仅是编经而已，但很快就有了质的变化。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刘勰在完成了整理经藏任务后，不知是有所了悟，还是别有心景，“上表出家”。他烧掉鬓发，穿上缁衣，改名慧地，成为僧人。一年后，在他20多年前完成《文心雕龙》的地方，也是梦见孔子的地方式，这所各扬全国的定林佛寺，长别人世。时年58岁。

由历史记录的片断中，我们缝合出了以上关于刘勰的生平。这一生平，仍然隐隐约约地透出了一种命运的传奇性，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其生前和生后的历史境遇，也相同样的传奇色彩。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是空前绝后的。在之前与之后，都没有像刘勰这样对文作一从文的产生的“古”至刘勰所在的时代的“今”进行全面总结的著作。这全面总结表现在既是全面的哲学本体论，又是全面的文体学的，还是以文学性一以贯之的。具体来说，把道作为文的宇宙本原，把六经作为文的内在核心，把各类文体作为文的体系性展开，把骈文作为作的文历史发展顶峰，以骈文的美学特征对文的美学性进行了一以贯之的总结。从而体现出了在之前和之后都不可能产生的特点。这就是：一，把文学性的诗、赋，与其它非文学性的文体视为一律，并要在这一律的基础上总结出共同的文的规律出来。这在当时就与区分文与笔（或区分文、笔、言）的时代主潮不合。颜延之把文分为文、笔、言三类：不讲文采的经书是言，（如《尚书》《春秋》），有文采的传记是笔（如《左传》《礼记》），有文采的韵文是文；萧统只分文与笔，如果文被分为经史子集四类，那么，有文采的“集”为文，经史子为笔，但史书中的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也归于文。两分或三分一个总的原则是文采的有无，依此立论，两分既可。由于文采的有无在声律论出来之后，首先以声律论为第一标准，因此，“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两分就可以了，而这有韵之“韵”可看作用汉语里以部分代全体的“有文采”的总体象征。进而声律论发展为骈文，一切文体皆可以用骈文写作。文体中的文的统一性，就在骈文中统一起来了。这就说明一切文体从内在上说都可以有文采。因此刘勰站在文发展到当时的最新成果上，可以用骈文的统一性去对所有文体进行一个总结。这是理解《文心雕龙》的关键所在，也是刘勰的创造性所在。一切文都可以用骈文写，意味着一切文中都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当各种文体还未用骈文写之前，这一统一性是什么呢？就这是文的宇宙本体论和文的圣人经典。在宇宙的美的本体、圣人的六经典范，骈文的最新成就这三个基点上，各类文体的共同的文的规律可以被总结出来。而这一内在规律就存在于六经的内在性和到骈文的美学性之中。在这一基本原则之下，《文心雕龙》的体现性就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