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在中国文化中何为成为文学的核心、成为艺术的核心，并灌注到艺术的各种门类中去，贯穿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去，这是与中国文化的根本性质相关。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为，最高的真理是用语言说不出来的，因此，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一旦您说出一个规律（道），这个规律只是具体的规律（可说的具体之道），而不是最后的根本的规律（永恒的常道）。因此，孔子曰：“予欲无言”（《论语·阳货》）。中国文化的宇宙，不像西方那样是一个实体的宇宙，而是一个虚实相生的宇宙，中国哲学认为，宇宙和事物都是由“有”与“无”两个部分构成的，“有”是外在、显形的、实体的，从而是讲得清楚的，可道的；“无”是内在、隐形的、虚体的，是无法用语言讲，而只能去体悟的。事物的深处，宇宙的根本，是与无相连的。因此，老子的“可道”，讲的是事物和宇宙的“有”的一面，孔子的“无言”讲的是事物和宇宙的“无”的一面。事物和宇宙的无的一面，不可言说却可以把握，这就是用超越语言的心去体悟。孔子曰：“天何言焉哉，四时行焉，百物兴焉”（《论语·阳货》）。这宇宙之无，正是从四时运转、万物的生灭中呈现出来，人可以由这呈现之“有”而体悟和把握后面之无。《庄子》中的轮扁讲到造车工艺的内在精微之处，是“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天道》）。人可以通过心的体悟而把握这工艺内在的精微。而在中国文化中，诗正是超越事物和宇宙的外在之有，而达到内在之无的方式，诗的特点，不但有“情必极貌以写物”（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表现“有”的一面，更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含蓄》）的体现“无”的一面。因此，面对中国文化中的宇宙和宇宙中的万物，诗的运用都可以得心应手地进行表现。

    中国文化中的人体，不像西方那样，是一个实体性的人体，而是一个虚实相生的人体，具体来讲，是由神骨肉三层构成的。肉（包括肌肤、气色、容仪、言辞等）是外在之“有”，骨（包括筋、血、脏腑、经胳等）是内在之“有”，神（包括精、气、情、韵、魂等）是内在之“无”。认识中国的人体，重要是通过外在的“有”而体悟内在的无，在中医里，就由闻（听其言）望（观其容）切（把其脉）而体悟出内在（包括骨与神两层）的状况；在艺术，则是通过外有形貌而把握住内在精神。这就是“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特别是对于“言所不追，笔固知止”（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的超绝言象的神情气韵之无，诗的“言已尽而意有余”（钟嵘《诗品序》）的功能可以发挥出来，通过诗，完全可以做到“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皎然《诗式》）的境界。

    由于中国的宇宙是由有与无两部分构成的，是一个虚实相生的宇宙，语言只能把握“有”的部分，而难以把握“无”的部分，面对客观世界是“言不尽物”，这就是庄子讲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面对主客的世界，是“言不尽意”。这就是《周易·系辞上》讲的“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此文中孔子进一步讲“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而诗，正是运用本不能尽物和尽意之言，而达到了物之深和意之微的方式。正是诗，可以达到景外之景，象外之象，意外之致的境界。因此，诗，由于是反映和表现中国虚实相生的宇宙、人体、事物的最好工具，从而是被运用于艺术的各个门类之中，运用于文化的各个领域之中。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诗不仅是文学，更是文化，这不但使诗走向文化的各个方面，也使文化的各个方面走向诗，从而使诗成为文化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