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法

     偶然性与必然性。如果说，原因和结果呈现为一个时间上明晰因果链条，让我们的思考在因和果两个点上来回地移动，那么，偶然和必然则让我们把目光焦聚在一个具体的现象上，去思考它是偶然产生的呢？还是必然产生的呢？它在整体的运动中是处于偶然的位置呢？还是处于必然的位置呢？西方辞典说，“偶然”和“必然”可以换成两个日常性的词“也许”和“一定”。偶然意味着它可以（也许）出现也可以（也许）不出现，必然则是它一定会出现。但也许和一定一般用于对正在发展的事件的未来的推断，与偶然和必然更强调对已然事物的性质判断（是本质性的还是非本质性的）略有差异。

    西方辞典又说，“偶然”和“必然”还可以换成“机遇”和“命运”，[1]机遇意味着，有了机遇它就出现，没有机遇它就不出现，命运意味着无管怎样它一定会出现。这也包含着对未来的推断，与也许和一定相同，但机遇和命运不可用于对一个已经存在的现象的判断，它之所以出现完全由于有机遇，或它之所以出现是命定如此。这就与偶然和必然相同了。一个现象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在于我们从那一个大的线索上去看，与这一大线只有非本质的联系，它就是偶然的，与这一大线有本质性的联系，它就是必然的。由此可见，在一个现象中区分偶然和必然，同时也就是在这一现象中区分现象与本质，并指出了区分现象和本质的方式，即从一个更高的层级或更广的范围来看等此物。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必然性就是客观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中的不可避免，一定如此的趋向，必然性产生于事物内在根据、本质的原因，例如种瓜得瓜，磨擦生热……偶然的现象是由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外在的、非本质的原因产生而产生的，它对这一事物的发展过程来说，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2]

    要在一个现象中区分偶然和必然，从现象上是各个文化都有的，但要把偶然和必然作为一个对子并通过这一对子而认出必然和圣化必然，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决定了区分必然与偶然并在这一区分中抬高对逻辑必然性的认识，达尔文的进化论，决定了区分必然与偶然并在这一区分中抬高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因此，必然始终是与规律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哲学承认规律，宇宙之道与社会之道，但并不把规律与规律同时运转的现象钉是钉铆是铆是严格区别开来，而是将之统一起来，因此，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去区分偶然和必然，而是偶然与必然合为一个概念：缘分。在缘分中既有内在要求的必然一面，又有外在机遇的偶然一面。用缘去解释现象的出现，不像西方哲学那样，翻过去翻过来的讲什么，必然性一定是用偶然性来开辟道的，偶然性的下面一定蕴含着必然性。这么辩证地讲，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区别是理解了，对什么是必然性什么是偶然性也理解了，但对一个具体现象的具体性的理解却很绞缠。中国哲学讲一个“缘”不但把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讲清楚了，而且把现象的具体性也讲清楚了，并且还保持了现象本身的鲜活性。当中国现代哲学用偶然性和必然性去代表中国古代哲学的“缘分”时，古代思想的方式被遮蔽了，一个丰富的现象要被强行的区分为偶然性和必然性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