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从梵文中on（Being）的对应词看印度语言与哲学的关系

     一旦以on（Being）为视点去研究各文化中的语言和哲学问题，语言就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印欧语言体系，一类是非印欧语的体系，陈村富讲了非印欧语在讨论on（Being）时的困难[1]。其实，就是在印欧语言框架内，同样有着差异，金克木《试论梵文中的“有——存在”》以及关于梵语语法的文章[2]把on（Being）在梵文中对应词及对应思想，讲得较为清楚。

    如果说on（Being）在西方语言主要突出的是在词法和句法中的作用（其词形变化以及作为系词而形成可以下定义的句子这两个方面与思想模式相对应）。因此，对于on（Being）的问题可以简明扼要地归结为系词的问题（系词的词形变化和句型模式）。那么，梵语的语法却是以构词规律为核心的，而梵语的词远比西方语言的词复杂。由词根、词干、后缀、词尾等形成词，而每一部分又非常复杂。一个粗的线条构词法大致轮廓如下：

（1）±前缀+词根+动词词尾=动词

           ┃

           +直接后缀+名词词尾=名词

           ┃

           +间接后缀+名词词尾

（2）词根±直接后缀+名词词尾-名词词尾=不变词

（3）名词词干+名词词干±复合词后缀+名词词尾=复合词[3]

     这一复杂的构词方式让梵语的词显得非常复杂。总而言之，on（Being）在梵文里，不是一个系词的问题，不是一个固定的on（Being）以及这一固定词与其它关联词的关系，而是一个词根的问题以及由词根而来的复杂变化问题。这一语言差异同时意味着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上的差异。梵语中，与on（Being）对应的词根有二：as和bhu。二者都有“有”（存在着）的含义，但没有“在”（存在于此）的含义。印度人是不重历史的，不重视事物和世界的时空条件，人、物、事在什么空间点和什么时间点上是不重要，而其根本的性质（在现象上的还是本质上的）和情态（方方面面的细节与样态）则是重要的。因此，as（是）是关系于性（质）的肯定，主要用于抽象的、静的、永恒、绝对的方面；bhu（是）是关系于情（况）的肯定，主要用于具体的、动的、暂时、相对的方面。两词就其都是肯定判断的语言形式来说，皆为“是”。可以互注。《波里尼经》“根读篇”中，bhu注为sattayam（存在as），as注为bhuvi（存在 bhu）。（犹如《说文解字》查“美”，是“美者善也。”再查“善”，是“善者美也”。但谁都知道，“美与善”是有区别的。）但从肯定判断的具体对象来说，二者的区别有出来了。《梨俱吠陀》第十卷第一百二十九首诗中，开头一句就是：

nâsad âsīn no sad âsīt tadânīm

(那时既没有“有”又没有“无”)

     是讲的宇宙起源的本体论问题，因此用的是as。梵语的字根中没有“无”，要表示“无”则在“有”上加“没”，或在无的事物上加否定。诗中的“无”原词是“非有”（这一点与作为印欧语言的希腊语有相通之处，但又是有根本不同的。不在这里展开）。诗的开始讲宇宙直起源问题，因此冒出的是一连串的âsīt（as的过去时形式），但到最后两颂中提到世界出现时，两次都用了â-babhûva (â+bhû)地过去时形式，出现，发生）。呈出了as和 bhu的语言形式相同而哲学内容不同[4]。又如佛教的“缘生”（pratītyasâmutpâda）公式：asmin sati, idam bhavati，意思是“有了这个，就出现了那个”。但前半句的“有”具有本体意义，用as而来的 asti（分词依格），指纯粹的本然的“有”，不算过程。后半句的“有”，指变动的存在、发生、出现、形成，用bhû的bhavati（现在时）。敦煌本《佛说大乘稻秆经》译为“此有故彼有”，玄奘译为：“依此有，彼有”，两个“有”的根本不同在汉语中都未体现出来。波[罗]颇蜜多罗（明友）译《般若灯论》译为：“此有，彼法起”。二者的不同出来了，但本体（抽象）与现象（具体）的区别还是没有来[5]。印度哲学的特点很多都是要由是用as还是用bhu的差别中显示出来的。比如，bhû作为名词，是大地和世界，bhûta是存在物。从这一词根就可以知道，在印度哲学中，大地和世界是属于现象界，对大地和世界进行哲学思想得出的四大基本原素：土、水、火、风，同样是现象界的，因此“四大”梵文是mahâbhûta，由bhû和bhûta构成，突出的正是其可变性，可分性，现象性。因此，佛家说：四大皆空，正是指其从本质上看是虚幻的。而对梵语来说，其虚幻勿需从理论上指出，一看其词由bhû构成就已经知道了。

    梵语中表“有”/“是”的词根除了as和 bhu之外，还有vid（见）、vrt（转）、sthâ（立）、vas（住），等等。这些“是”都是对现象上的某一状态的肯定，在本质上等同于bhu，但其“是“/“在”的方式不同。vid是见或被见，意为看见那一东西存在（我看见了那一东西，它存在着/是），或者那一东西已经被我看见（那一东西的存在/是，已经被我看见了），或者我正在（是）看那一东西。《薄伽梵歌》中有：

nâsato vidyate bhâvo (未见不真实的存在的[东西]出现)

nâbhâvo vidyate satah （未见真实存在的[东西]不出现）

    这里用了三个“是”（ 来于as的本体上的“有”/“是”，姑称为“本有/是”；来于bhu的现象上的有/是，姑称为“缘有/是”，来于vid的视觉所见或呈现给视觉的有/是，姑称为“见有/是”）和否定词na和a-。其构成的意思，第一句为：本来就“非（没有）-本有/本是”，又怎会见到，“缘是/缘在/”的出现呢？从逻辑上说，可为：“本有/是”已无（“非-本是”），“缘有”何“见”（现），亦为“缘是”何“是”。第二句为：本有（/是）既已在（是），缘有（/是）岂无呈。[6]

    vrt（转）作为一种在现象上的有/是/存在，表达的是具体之物在时间之流和空间之变中的一种暂时之是/在。如idam me manasi vartate，意译是“我心里这样想”，直译是“这个在我心中转”。[7]心理的意识流动是现象上短暂的存在，或者说，意识（这一想本身）这一时刻是存在着。

    当梵语在词根上区分了as和 bhu，内蕴了一种印度哲学对本体与现象的关系。as是本质上的being，与bhu 是严格区分开来了的，其性质，一方面印度哲学的最高概念梵（Brahman）一样，是不变的，另方面，梵这一印度哲学的最高概念，又与as一样，在形成一个词的时候是多样的，梵既一个哲学概念，又有一个神的形象，还是人的最高本质（Atman）……然而无论它以怎样的多样性显示出来，都不是现象界的有/存/是（bhu）。现象界的bhu在西方，成为了become。而西方的Being，围绕着自身展现开了一套词汇群，这一词汇群把本体与现象既区分开来，又联系起来，这就是Being与beings，essence和 existence的基本关系。西方语言和西方哲学中，being是一个整体，而在印度语言和印度哲学中as和 bhu却是明显地区分开来的。这里，透出了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的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