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中国文化中的“是”看中西哲学的差异

     on（Being）在西方其意义以“是”为主，进入中国，中国学人也因此去探讨“是”在中文里的本义。要让“是”进入哲学，或者要从哲学的角度去看“是”。可以从三个方面：一在词义上，二在句式上，三在哲学上。但讲的时候，着重讲词义和句式两点，哲学方面则结合着这两个方面一起讲。

                    （1）作为词义的“是”与其不能进入哲学的原因

    先看词义。“是”在古代汉语中，首先是作为代词，然后是作为系词。在中国的语言系统里，代词和系词都是不可能成为哲学词的。因此，为了与西方哲学对应，而找出哲学意义，研究者从“是”的词源的实义和内含的或关联的含义入手，杨适[1]从《说文解字》中“是”的字义解释，再通过王力的《同源字典》中“是”的相关词：諟、寔、实。以及与“是”可以互释的“正”、“直”，还有“是”字的组合结构等，去解释。肖娅曼[2]除了从《说文解字》《尔雅》等古籍对“是”的解释外，还把“是”与“时”联系起来。这里为了简约，将二人所说的内容合起来归纳：“是”与“日”有关，基本含义是“直”和“正”，而“直”与“正”指向了真，真实，真理，确实，实在。肖娅曼一方面通过《尔雅》的“是，则也”，进而由“则”引伸为“法”，引伸为“常理”，最后可引伸为“道”[3]；另方面通过“是”来源于“时”，而与海德格尔的“是”的时间性联系起来。杨适则通关于《说文解字》中“直”的“从L……L，匿也，读如隐。”，而把中国的“是”与海德格尔的遮蔽与去蔽而通向“是”的敞开联系起来。这样进行下去，好像中文的“是”本就具有哲学内因似的。然而，治中国哲学之人很清楚，“是”从来就没有成为哲学领域，也不可能进入哲学领域。为什么“是”进不了哲学领域呢？还是从杨、肖二人所用的材料出发，但加以补充和深化，并按照中文固有的内容和文化内蕴予以解释吧。

    许慎《说文解字》说：“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注：“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于日也。”主要讲了“是”与“日”有关，其基本含义有二，一是“直”，二是“正”。为什么“是”与“日”有关呢？这就得讲到天文观测了。中国远古的天文观测，用今天的话来，是立杆测影，中国的“中”就来于这测影之杆，测影白天以太阳为对象，晚上以北极星为对象。通过（白天）观测太阳在中杆的投影，古人知道了（一天、一月、一年的）时间规律和（东西南北中）的空间结构。因此，“是”又是“昰”，此字上“日”下“正”，正对着太阳，不但显出白天的太阳观测，而且突出观测的正确性。“是”的含义为什么是“正”和“直”呢？《说文解字》：“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古文正，从二；二，古上字。”“正”与“上”相关，上是会意字，上的⊥（一横一竖），应是立在地上的中杆，一点，意味对沿中杆而仰望天空，对中杆之投影而思考天之规律。“止”是脚步，与中杆相连，乃是在中杆前的图腾舞蹈，脚步乃舞蹈的韵律节奏（大禹之舞的“禹步”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步之程序），正是远古之人对天地规律的一种体现。从这一点推去或引申，可以理解《尔雅》中的释义：“是，则也”。回到远古的氛围，“正”是正确的天之观测和对天的规律的一种正（确）的体现，亦是天的法则的体现，还是人在中杆下法天的一种体现。再讲“直”。《说文解字》：“直，正见也，从乚，从十，从目。”“乚，匿也，读如隐”，“十，具数也，一为东西，I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这里的“十”正是代表远古时代巫师型领导人仰观俯察时所站立处、同时也是中杆所树立处的“亜”形之台，在台上，形成东西南北中的中国式的方位观念，而“乚”“读如隐”，从字形看，一竖是中杆，连着竖的一横，是中杆上的投景（影），景（影之古字）的字形是在形状如“京”的台上正对着“日”（太阳），“昰”（是）也是在台上正对着“日”（太阳）。二者同义根据古代汉语音同义通的原则，隐与景之义相关。第一，投影不是太阳本身，只是其典型反映，是隐；第二，投影只是一种现象，其里面的内容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是匿，是隐；最主要的，第三，立杆测影所得出来的天的规律和宇宙的规律，是以虚实合一的结构体现出来的，而隐象征了虚实合一之“虚”。在天文现象有规律的变化中，既有观测时看见的部分（实），还有此时看不见的部分（虚），两部分别起来一个整体的宇宙，“从目”者，在台上仰观俯察也。巫师型的领导人站在中杆所立的台上，其目之所见，就是“正见”。“諟”即在中杆观测台上的言说，因此，亦为“正”（因词寻义，应为言说之正）。“寔”是把台上的行为，搬到屋（庙）里去做，正如“示”是“立杆以祭天”（丁山），中杆最初是在空地和台上，后来这一中杆简化（精化）为一个牌位放到屋里，成了“宗”，重大活动在宗庙里进行。由“示”到“宗”的演化与由“是”到“寔”的演化，应是同一过程，在台上之“是”为“正”，宗庙里的“寔”也为“正”。再来看“时” 。《尔雅·释诂下》:“时, 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释诂》曰: ‘时, 是也。’此‘时’之本义, 言‘时’则无有不‘是’者。”远古的立杆测影最重要是得到时间中最重要的两至（夏至冬至）两分（春分秋分），得到二十四节气，得到宇宙运转的时间规律。“时”在古文中有两种含义，一是一般的时间，一是最高重要的时间（“时乎时，不再来”就是指的重要性时间，里面包含着时运的时间），“时者，是也”指的正是一种宇宙运行的时间规律的获得。得其时即得其是，能够正确地把握或得到重要的时间或时机。《说文解字》： “时, 四时也。从日, 寺声。”即从太阳观测而来的对四时的认识。《说文解字》对于古文中的“时”字，因为有结构中有“止”，说是“从之、日”，“之”者，运行也，时来自于由太阳的运行所体现的宇宙的运行。宇宙有规律的运行即是“时”，“时”得其“正”，即为“是”。

     由上所述，“是”，是“直”（有“正见”之义），是“正”（有真理之义），是“时”（有宇宙之运行之义）。由这三点，乍一看来，已经有了升上哲学层面的内蕴了，为什么实际上“是”又没有成为一个哲学概念呢？这里当然主要关联到中国哲学的特点和中国宇宙的特点，不过在进入中国哲学和中国宇宙的特点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是”虽然有这些实性的特点，为什么在词性上没有作为一个实词，而是作为一个非实性的词出现在汉语中呢？第一，“是”作为正，是站在中杆下的观天的整个行为，而不是观天过程中的某一具体实体，不是场地的“台”，不是观测之器的“中（杆）”，不是观察对象的“天”，也不是作为观测者的“巫”，而是对在此观测的肯定。理解了这点，就明白何“是”不着落在“实词”而体现在“虚体”上。因此，第二，“是”之义同于“此”、“斯”、“兹”……“是”乃正确的在“此”。在远古的氛围中，“是”作为“此”，与“彼”相对；作为“近”的“此”，与作为“彼”的“远”相对；这一此彼，是观者与被观者，求者与被求者，求现示者和显示者之间的一种沟通和互动，是在“观”、“求”、“示”之中获得的一种内在的统一。因此，“是”只有作为“虚体”才能表现出这一复杂的关系体。第三，在中杆下观天对远古的人类集体来说，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确）之事，因此，“是”（作为“正”的在此）与（不在此因而不“正”的）“非”相对的肯定词。“是”作为“对”、作为“正”、作为肯定词，不是就观天过程中的某一实体（如前面举的“台”“中”（杆）“天”“巫”），而是既实又体现为虚，虽虚而又知其所指，“是”作为肯定词，不是对具体物的肯定，而是对一个复杂关系体的肯定。由于“是”突出整个关系体中“虚”的一面，因此，成为代词，可以因时因地因事而代指任何物。第四，由于“是”的这一“在此”太重要，因此，“是”作为代词的“这”，总是特别强调所代之物之人之事的重要和准确。《荀子·劝学》“使目非是，无欲见也”，强调此“物”（目）的重要；《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强调此人的重要，《论语》“是可忍，孰不可忍”，强调此事的重要，其代词都用“是”。综上所述，“是”在词源、词形、词义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性质和氛围，决定了其在词义上只能是虚体的而不能成实体。

                     （2）作为句式的“是”与其不能进入哲学的原因

    再看句式。on（Being）由eimi（be）而来，eimi（be）是系词，其之为系词是由西方语言体系决定的，系词eimi（be）之能成为on（Being），而on（Being）进而成为哲学本体，是由西方语言性质和西方哲学性质决定的。在语言性质上就是系词作为判断句的要项使判断句得以完成（成为判断句），而上古汉语中，有判断句，但有无系词，则甚有争论，未有共识[4]，这至少可以说明，系词在上古汉语中一是数量极少，二是其功能在语言体系中不重要。因此，判断句的主要句型是主词加说明词。后来，“是”由指示代词和肯定词增加出一个新的词性即系词，而让古代汉语有了具有系词的判断句，但其句型性质和内容性质，都还是等同于没有系词的主词加说明词的基本句型。这样，虽然“是”成为系词，但它成为系词的原因仅是语言的，而不是文化的和思想的。而西方语言具有系词既是语言的，又是思想的和文化的，因此，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一定要从有系词的西方语言去理解，而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却一定要从没有系词的古代汉语去理解，要把具有系词“是”的判断句作为没有系词的判断句去理解。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从判断句和“是”怎样从非系词转为系词这两个方面进行。

先看判断句。古代汉语中判断句的句型是主词加说明词，在主词与说明之间加一停顿：

 

仲尼，贤人也。《战国策·赵策》

天下者，高祖天下。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陈胜者, 阳城人也。《史记· 陈涉世家》[5]

 

    为什么不需要系词而要用停顿呢？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西方判断句不用停顿而需要系词呢？西方判断句需要系词，并且这一系词要走向哲学概念，在于两点，一是西方人在判断时希求得到本质的知识，判断在走向定义，一个内涵外延清清楚楚的定义。二是西方人对本质的预设，是静态的不变的，固定的。这样的本质需要西方式的系词和由系词构成的判断句型。再回过来看，在第一点上，中国人的宇宙是虚实合一的结构，宇宙中的人、物、事，也是虚实合一的结构，中国的判断不但要包括实的一面，还有包括虚的一面，语言的句子是实的，可以把握实，而难以把握虚，在客体方面是“言不尽物”，在主观方面是“言不尽意”。《庄子·秋水》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至，不期精细焉。”中国语言观，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是非言无以达意，需要语言；第二是语言不能尽意，不全靠语言；第三是追求言外之意，需由言入意，得意忘言。汉语的判断句之所以不用系词，在于判断之句本不能系住对象的本质，而只判断其一个方面而己，因此，不用系词正好呈出，此一判断句所判断的，只是对象的某一方面而已，这一停顿，正好把说明词放在虚实有无之间，让人不但知其实而且知其虚。在第二点上，中国的宇宙是一个气化流行的动的宇宙，宇宙中的人、物、事也处在与宇宙同样的运动之中，判断句所能判断的只是处在运动之中的静而已，只是事物多种面向中的一种而已，因此，汉语的判断句是在知道判断的有限性中的判断，从不做一个定义式的判断，因此，孔子的核心观念是仁，《论语》中提到100多次“仁”，与“仁”相关的判断句也不少，但没有一个有关“仁”本质性定义。《老子》的核心观念中“道”，几乎每一篇都提到“道”，与“道”相关判断句也不少，但从不下一个关于“道”的本质性定义。而且在开篇就讲了“道可道，非常道”。常即永恒，那本质性的“常道”是语言讲不出来的。西方的判断句要用系词，并由语言学的系词eimi（be）走向了哲学的本体on（Being）。汉语的判断句不用系词，正是让语言句式适应于中国宇宙的性质和中国思想的性质，判断句用一停顿，正是要在说出的“实”中透出无限的“虚”。明乎此，就可以理解汉语判断句的整个内容为什么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比如，判断句的否定式，基本上是在说明词前面加一个“非”作为否定副词：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秋水》）

鬼，非人也。（《墨子·大取》）

管仲，非仁者也，（《论语·宪问》）

 

    这里的“非”在意思上（仅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去看，以及现代汉语所模仿的西方语言的角度去看）可以译为现代汉语的“不是”，但在古代汉语中，“非”却不是系词，而是否定副词，着重在对说明语的否定。其道理，从语言上讲，是因为否定式来自于肯定式，从思想上讲，来自于否定内容与肯定式的肯定内容一样，是现象性的而非本质性的。且以上面的三个否定判断句为例。从本质上看，子（惠施）既可非鱼，也可如鱼，正如“天地一马也，万物一指也”（《庄子·齐物论》）。鬼从一个角度看可以与人不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与人同一，所谓人死为鬼。生之可以死，死之可以生。管仲在孔子的评价里，一会儿是不仁，一会儿又“如其仁”（《论语·宪问》）。因此，判断句的肯定式与否定式的具体形式都是受相同的文化内容和思想内容所决定的。又比如，古代汉语判断句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判断句的肯定式还可以在说明词之前可以加“乃”、“即”、“亦”、“则”、“诚”等副词以加强判断的肯定语气。如：“吾乃梁人也”（《战国策·赵策》），“梁父即楚将项燕”（《史记·项羽本纪》），“此亦妄人也矣”（《孟子·离娄下》），“此则寡人之罪也”（《国语·越语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前出师表》）。但这些句子里的“乃”、“即”、“亦”、“则”、“诚”都可以去掉，换成停顿的“，”号，意义不变，而且由这些副词所带来的语气强弱，并不能改变其作为对判断对象的现象性质和只对虚实结构中的实的一面进行判断的性质。

    现在讲“是”的词性转变和有系词的判断句的出现。“是”在上古汉语中是指示代词和肯定语，而不是系词。系词判断句的出现，是与“是”由指示代词和肯定语两种词义中增加出了系词这一词义相联系的。“是”是怎样向系词转变的呢？冯胜利《古汉语判断句中的系词》[6]一文讲了三点，这里把冯的三点关联到哲学内容进行述说。

    第一，在由主词加停顿加说明词的判断句这一句型中，当主词由面对一些特殊的内容，比如，主词包括两项以上的复杂内容，把作为指示代词的是加在说明语前面，使判断句的内容显得明显。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如果不加上指示代词“是”，在无标点的古代汉语中，成为“富与贵人之所欲也”，断句和释义都很困难。加上“是”，断句和释义简单明了。因此，主词的复杂化，用冯胜利的术语，是主词被主题化了，把内容复杂的主词集中化成为一个主题，而把指示代词“是”加在说明语前面，使复杂主词的主题化得到了突显，让判断句的结构立即明晰起来。

    第二，如果只是这一语法功能的需要，那么任何一个指示代词都可以承担这一作用，为什么是“是”，而不是其它指示代词，比如与“是”同义的“此”来承担呢？冯胜利讲了两点，其一，“此”在先秦时代，只在一个方言区使用（王力，1958），而“是”却是通用语。正如前面讲“是”的词义时显示的，“是”具有“台”、“中”、“天”、“时”等等这些中国文化根本概念所具有的普遍性。其二，“此”仅为指示代词，“是”不仅是指示代词，还是肯定词，这与前面讲的“是”在本义上与“正”、“直”、“对”相关，“是”字作为指示代词，不仅是指代复杂主词，而且强调了复杂主词作为一个主题的重要性，具有肯定主题化的功能。在冯文的两点之上，我在补充一点，其三，“此”在词源词义具有确定性具体性，更偏于中国型的虚实结构中的实的一面，“是”具有表达复杂统一体的宽泛性和虚灵性，更适合在表达虚实结构的实的一面的同时，暗含了虚的一面。因此，正如冯胜利用先秦文献的统计数据表明的那样，“是”成为判断句中的一个常有成分，让判断句由“主词-说明词”的句式中多出了“主题化主词-是-说明词”句式。在这一新的判断句式里，“是”的加入只是一种语言方式的变化，而没有思想方式的变化，而且语言方式的变化还是在思想方式的主导下进行的。然而，当这类复杂主词经常出现，在说明语前面加指示代词“是”的需要也随之经常出现。从《论语》到《孟子》，两个文本里“语词-是-说明语”的句式分别占整体比例的27%和34%。显示了这一句型从春秋到战国时代的增长，这一句式的出现频率达到一定强度，这一语句的顺序就会作为一种“经验定式”固定下来。并成为进一些演进的基础。

第三，“主题化主词-是-说明语”的句式中的“是”进一步演化为系词，产生了具有系词的判断句。第一步，主题化主词进一步复杂化。前面举“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的主词只是两个词的相加，请看《荀子》中的句子：

 

树鸣、星陨，是自然之变也。

 

    这是两个主谓句子的相加，主题化主词的复杂，按已经形成的习惯，这里是要用“是”作为指示代词，以显出判断句的结构，但由于主题化主词太复杂，使得“是”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暗变，第一，指代的主词过重，复代性被弱化，第二，因主词复杂而自身的内容增加了，这一增加可能会改变自身的功能，第三，由于主词内容复杂，往往会产生说明词也随之复杂。这三方面的复杂性造成了第二步，在“是”前面加副词。在王充《论衡》里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鹰之击鸡雀, 鸦之啄鹊雁, 未必鹰鸽生南方而鸡雀鹊雁产于西方也, 自是筋力勇怯相胜负也。

 

    这里主题化主语由三个复杂的复合句组成，很复杂，从而说明句谓词要说明复杂的主语，也随之复杂，而“是”在说明句所承受的复杂的压力下，进入到整个说明句之中，于是在本为指示代词的“是”前面加上了一个副词“自”。把“自”加在“是”的前面，强调了自然的本来原因，然而这一强调，压制或者减弱或者模糊了“是”作为指示代词的功能。从语言句式的角度讲，在“是”之前面加“副”词，是指示代词之“是”转为系词之“是”的一大关节。冯胜利统计，在《孟子》中，“是”前加的副词只有1个“则”，到王充《论衡》则有了有7个副词：便、审、自、皆、非、果、则。到刘义庆《世说新语》，已增加到32个副词。而正是在王充《论衡》里，“是”作为系词的情况出现了：

 

    或言李广（，）便是熊渠（、）养由基（、）李广（。）

余是所嫁妇人之父也（。）

 

   冯胜利说，“是”之前加副词的句子越常见，“是”就越容易转化为系词。 “是”前面出现副词的频率，可以用来衡量“是”向系词转化的速度。他发现“副-是”与“是=be”的数量在《世说新语》中有一个同步增加的现象。最后，当“是”成为系词之后，有系词的判断句的句形与以前的判断句的句型的区别，可以用如下表述：无系词的判断句是：主语，停顿，说明语；有系词的判断句是，主语，系词，说明语。系词代替了停顿。由于出现了系词判断句，不妨把前者称为无系词判断句，后者称为系词判断句。

     然而，古代汉语判断词的演化，仅是语言上的演化，而不是思想上的演化。因此，我们看到，系词判断句的出现，并没有取代无系词判断句，而是两种判断句并存。特别要讲的是，在整个古代汉语中，无系词判断句是主流，系词判断句只是无系词判断句的补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支持的是无系词判断句，系词判断句只是一种语言形式上的变化，而并没有思想层面上的变化。一句话，系词判断句，并不是用来进行定义性的判断，而只是用来进行现象上的判断。因为它是在一个虚实相生的结构里进行判断，遵循的仍然是“非言不以达意”，但“言不能尽意”，要追求“言外之意”的中国思想原则和中国语言原则。在这一意义上，“是”在语言上成为了系词，但却没有西方语言中系词的哲学功能，也进不到哲学领域之中。

    那么，古代汉语中“是”成为系词的意义是什么呢？特别在宋代以后的白话中，系词判断句的占主导地位也是什么呢？只表明在中国思想和中国语言的演进中，在虚实相生的结构中，对实的一面越来越重视，正是中国的形而上本体，在宋明理学中，由虚灵成分较多的“道”转为质实成分较多的“理”。但虚实相生的结构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结构，这一结构决定了中国的系词判断句在根本上完全等同于非系词判断句，而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系词判断句，从而中国语言中的“是”，当其成为系词之后，在语言形式上与西方的eimi（be）相同，而文化内容和哲学内容上与西方语言中的eimi（be）相异。当作为系词的“是”由古代汉语转为现代汉语之后，一方面，现代汉语通过对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模仿而力图成为西式的实体结构，并让系词判断句具有下定义的功能，从而使中文的运用者也能理解西方eimi（be）何以能转为on（Being）而成为哲学，另方面，现代汉语来源于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的性质，以及古代汉语负载的古代哲学的性质，决定了系词之“是”难以进入哲学。而“是”已经是系词，但中文与西文是不同的，因此，中文的系词之“是”不能进入哲学，除了中国哲学的性质之外，还有中国语言的性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