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按照我们昨天说的，我们写好了预嘱，自己的善终自己来。死亡，不再是禁忌与惧怕，而是生命的凝视与整理。清楚交代，告别挚爱。人生最后一哩，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然而，死亡之城有很多门，城门上分别写着，凌迟、折磨、饥饿、痛苦、自杀，这些门都可以通往死亡，当然，还有安宁。不用问，我们都希望通过安宁这道门到达死亡。问题是，写好了预嘱，预约了我们的美好告别，我们就一定能进入安宁这道门吗？不一定！我们还需要一本《安宁护照》，还需要依法在安宁护照上盖章确认我们的“善终权”。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问题，善终权的确立和依法保护。

预嘱，本来是很私密的事儿，可为什么琼瑶要把给儿子儿媳的预嘱以公开信的方式发到网上？她在信里有交待，“万一后悔了，不舍得我离开，怎么办？现在我公开了我的“权利”，所有看到这封信的人都是见证，你们不论多么不舍，不论面对什么压力，都不能勉强留住我的躯壳，让我变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卧床老人！那样，你们才是“大不孝”！”

显然，我们的预嘱还需要一个保障，像琼瑶那样公开发布、依靠普世道德来保障，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是有限，因为，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是很难得有琼瑶这样的社会知名度的，道德的光芒也许普照不到我们头上。

昨天提到的在预嘱中拒绝“联合医生来凌迟我”的立委沈富雄就曾作过各种尝试，先是交代给助理，后来又与友人成立四人“善后小组”，他不断嘱咐善后小组，“我走后，你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可后来他又觉得：“这些人可能听听就算了，万一我两脚一伸，善后小组会当真吗？”于是他也像琼瑶那样在脸书上自己写下预嘱，非常详细，包括“断气后，即移冷藏库，不净身、不换衣、不化妆，擦脸梳头两下即可、不发讣闻、没有告别式，大哭而来，静静地走”等八项准遗言。可他写的这些谁来确保执行呢？

同样，琼瑶也在公开信中预嘱：“不用宗教方式悼念；尽速火化成灰，采取花葬的方式；不发讣文、不公祭、不开追悼会；不做七，不烧纸，不设灵堂，不要出殡；清明也不祭拜烧纸，地球在升温了，烧纸破坏气候环境，……”。难道她就不担心家人“会不会当真”的问题吗？

她真的不担心，因为就在她写公开信之前不久，立法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病人自主权利法》，这虽然不是世界范围内的第一部，却是全亚洲第一部善终法案。

这样的事情也需要立法吗？

前面我们说过，写预嘱交待临终前的事儿，自己想得透，家属也同意，但医生呢？谁来保证医生不因放弃抢救病人而面临刑事责任？

作为这项法案的发起人，立委杨玉欣就说，医师在医疗现场若不作为，事后遭家属控告，恐会触犯《刑法》的杀人罪。导致许多医师明知病患状况已经不可逆，却一直救、一直救，压断肋骨、电击插管，不敢放弃。

另一发起人陈秀丹是阳明大学附设医院加护病房（ICU）主任，她病房里大多是一床又一床相邻而卧的老人，几乎每个人都戴着呼吸器，有人的皮肤已变得干黑，还有人四肢变形，身体蜷缩。“噗哧噗哧”的机器声成了病房里唯一的声响。偶尔有老人张开眼睛，望着天花板无声地哭泣。粗细长短不一的管子穿过老人的颈部、鼻子和手臂，让他们得以呼吸进食。有气管被切开的老人无法说话，就费力地写下这行字，“不要再治疗了，让我死。”

没有谁比陈秀丹更想冲进去，拔掉缠绕在病人身上的管子，“帮他们安详地走”。

可是她不敢。

她说，很多人的悼词中都有“寿终正寝”这四个字，可从她病房里出去的又有哪一个是寿终正寝，基本都是周身浮肿，面目狰狞。

陈秀丹急切地期待一部法案诞生。

1914年，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提出“任何人有权决定如何处理其身体”的名言，第一次提出尊重病人对其身体自主的权利。这是私法自治原则在医患关系中的充分体现。1990年美国制定了《病人自决法》，使这一法理得以确认。而现在，陈秀丹期盼的法案终于诞生了，这部亚洲第一的《病人自主权利法》更进一步明确，只要你曾预立医嘱，当遇到突发状况或疾病导致昏迷，无法表达清楚意愿时，所有维生器材等重装备，都不准挂上你的身体，进行延命加工。

立委杨玉欣说，《病人自主权利法》中倡导的“拒绝医疗”的精神，绝不等于“自杀”，它只是让生命历程回归自然，排除过度维生治疗的介入，保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格和尊严。

法案具体规定了在发生永久植物人、极重度失智等五种状况时，经医疗评估确认病情无法恢复，医师可依病人预嘱，终止、撤除、不进行维持生命的治疗或灌食。这样具体详尽的规定，让它具有了实际的可操作性。剩下的事儿就是学习和贯彻了。毕竟，自己善终的理念和“传统孝道”、和“好死不如赖活着”、和“救死扶伤是天职”等观念之间的冲突还是很明显的，整个社会，从病人、家属、到医师，都需要重新学习这堂死亡课程。

莎士比亚就曾说：“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了好多次，而勇士一生只死一次。唯有学会死亡，才能学会活着。”

除了学习，还有一个需要配套跟上的：安宁病床。和ICU完全不同，这里应该没有各种仪器和管子，没有各种“滴滴”“噗噗”的机器声响，有的是陪伴，是舒缓，是没有打搅的宁静，让病人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来凝视自己的生命过往，来从容不迫的和家人和挚爱告别。

当然，说了半天，都说的是海峡那边的事儿，我们的情况离他们那儿的还差得很远很远，别说法案了，就连写预嘱都似乎是一件很生疏很不可思议的事儿。为此，罗点点他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叫做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向人们逐渐推广这样一种理念：不用生命支持系统来延长死亡的过程，让他的死亡过程尽量没有痛苦，尽量有尊严，能够以尽量自然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提高死亡质量。尽管罗点点们知道，他们的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他们愿意坚持。

有一部根据同名自传小说改编的电影，《相约星期二》，也有译作《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电影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罹患渐冻症的老教授莫瑞在他生命最后14周的每个星期二为他最好的学生史瓦兹讲课，史瓦兹用录音机全部记录下来并写成自传体小说。这部电影曾囊括了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在内的4项艾美奖。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也曾在北京上演，演出结束时，掌声热烈却无人欢呼喝彩，散场时安静至极，观众仍然被临终前莫瑞教授的台词叩问着：

莫瑞教授：你能和自己的灵魂和平相处吗？

莫瑞教授：死亡不是什么可耻的话题。

莫瑞教授：树叶最美的时候是落下前。

莫瑞教授：我每天早上都会问左边肩膀上的小鸟：是今天吗？我准备好了吗？

莫瑞教授：不要最后说，早点说出来，不然你可得把握好时机。

莫瑞教授：以后你来我的墓地，要带着毯子和野餐，可以坐下和我谈谈天，这次换你说，我听。

台大附设医院副院长陈荣基在支持《病人自主权利法》出台的视频中曾一字一顿地说，“病人的死亡不是医疗的失败，没有能够协助病人安详往生，才是医疗真正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