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条大鱼落网了。）

日前，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董永安被双规。

从97年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落马算起，全国已有九个省份的17个厅长涉腐，如果算上副厅长，应有32人之多。所以，人们把交通厅列为“事故多发”地段，把交通厅长列为“高危人群”。

更让人吃惊的是，就在河南省交通厅的太师椅上，竟然有四位厅长“前腐后继”，其惨烈程度在中外腐败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了，申报吉尼斯应该毫无悬念。因而人们把河南省交通厅称为“政坛百慕大”。

有意思的是，这些厅长们还个个都有反腐宣言存世。来一起围观一下。

首先倒下的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逢会必讲反腐倡廉，一次为标榜清廉，竟要门卫将一行贿者赶出，一时传为美谈。

安徽省交通厅原厅长王兴尧：“天地良心！我认为收钱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本意上我不想收，想收的话机会太多了！”

新疆交通厅厅长阿曼·哈吉：“巨大的投入在改善中国交通状况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副产品’———交通厅长落马。”所以（在我这一任上）“绝不能让公路修上去、干部倒下来的问题发生。”

重灾区河南省交通厅的“第一倒”曾锦城， “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信誓旦旦；

第二倒张昆桐，“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响亮动人；

第三倒石发亮，“我们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并将其细化成“两个基本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字字千金；

第四倒就是刚刚倒下的董永安，“继续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始终保持对惩治腐败工作的高压态势。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慷慨激昂。

我不知道，他们在台上这样侃侃而谈的时候，怎么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最具有戏剧性的是，“第一倒”曾锦城的前述那段著名的反腐誓言――“一个党员的保证”，是他咬破手指写的血书，至今存档河南省委。只可惜，血迹未干，曾锦城已经应声倒下了。而第二倒和第三倒之间，仅仅相隔了8个月，几乎是第二宇宙速度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交通厅长奋不顾身、前腐后继？为什么“工程上马，干部落马”，成了我国工程建设中的一种“宿命”？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集中：资金集中；权力集中。

现在各省市都在大规模修建高速路，前年金融危机时投放的4000亿救市资金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就砸向了高速路。而随便一个高速路项目动辄就是几十个亿、几百个亿。这么大的蛋糕难免不会被惦记上。

再一个集中就是权力的集中。美国学者阿密泰在其著作中谈到：“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如果仅是个别苹果坏了，只要挑出来便是了，如果装进交通厅这个筐子的苹果都坏了，那就要好好琢磨一下交通厅这个筐子了。

我国现行的交通投资体制是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采取“投资、建设、管理、运营”“四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一切规费资金由交通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又实行统贷统还，独立设置项目法人，再加上不受制衡的招、投标市场，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交通厅既是投资者，又是管理者；既当发包商，又当承包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如此巨大的权力，掌握在厅长一个人手里，又缺乏有效监督，不出问题才怪。而一个项目推出，参与竞标的单位少则几十，多则上百，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权力集中的体制下，他们的竞争当然都指向唯一的目标――厅长，那个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人。在那么密集的“攻关”之下，几乎没有人能够在枪林弹雨下中生还，倒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所以，不要依赖所谓的自律，更不要相信血写的誓言，那都是靠不住的，都是不可信的。唯有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形成有效的监督体制，把权力置于阳光下，阴影才能无处遁形。一个交通厅如此，一个国家亦是如此。

董永安在作反腐报告。

在现有体制下，恐怕这些厅长们都会像这样难以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