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云山印象，主要不是因为云山的山山水水有什么与众不同，而是因为有了在云山的那段难忘的经历，特别是那些曾经一起生活的人。因此，我可能会更多的提到一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我首先要提到的是纠子。

纠子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所以我可以说出他的大名，他叫商振明，齐齐哈尔知青。纠子应该是他的字。他们黑龙江的小伙子大多都有这么个字，比如过子、彪子等等。这个字与他的名字无关，也不是小名，小名是家里人小时候叫的，而字是家里外头人都叫，且成人以后也始终伴随的。纠子和我住一个宿舍，他赶牛车我放马。他大概有一米七几，大眼睛，厚嘴唇，长得不帅，跟人也不是那种很随和，很有亲和力的。但我感觉纠子对我很好。之所以说感觉，是因为他对我好是那种看不到摸不着的好。他从来不会对你说怎么怎么样，也从来不会在路上和你勾肩搭背的，你只能微微感觉到后背有他关注的一点点热度，可你回过头去，他的眼睛并没有在看你。他会很不经意的说：“我去团部，要给你带点儿什么东西吗？”或者“去六连吗，我正好要赶车过去。”但有一次，我痛彻的看到、触到、感觉到他对我的那份深深的好。

那年五一节的前一天，我病了，感冒发烧躺在床上。纠子给我端来病号饭――一碗烂面条子，扶我起来让我吃，我吃了几口，实在不想吃，他放下碗，没说什么就出去了，也没问我想吃什么，甚至没有摸摸我脑袋看我烧不烧。第二天放假，我一个人躺在床上不想动。上午十点来钟，纠子拎个水桶回来了，冲我一笑，我低头一看，桶里是半桶鲫鱼。原来一早他上云山水库摸鱼去了。五一前后的水库刚刚化冻，水里都是冰碴子，鱼在水里是僵的，一摸一条。可那水太凉，人下到水里不是觉得冷，而是火烧的感觉，进而就是疼，轧骨头的疼，那种疼一般人受不了。可纠子手里拎着足足半桶鱼呀！你知道，那时我心里感到的不是暖，是疼，是一样的轧骨头的疼。这种感觉至今都在。

75年以后，我回了北京，他回了齐齐哈尔，逐渐失去了联系（那时候家里一般都没有电话）。83年12月下旬，北京知青维平突然通知我，说纠子来电报要到北京了。但当兴奋的我赶到车站时，接到的纠子却让我大惊失色：人已经瘦的脱了形了，不能走路、是被亲属架着下的车。原来之前纠子得了结肠癌，作过两次手术了，这次复发再上手术台，大夫说很可能下不来了。纠子立即翻身下了手术台，叫人买了车票，要到北京来再见我们一面。想不到和一直想见的纠子会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见面，心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纠子见我难受，就淡淡的一笑，安慰我说，没事儿，见着你们我就很高兴了。第二天，我们带着纠子到了肿瘤医院，那时候外地人到肿瘤医院看病，必须有省卫生厅的转院证明才行，我们上哪儿去搞。我们急的乱窜，最后闯进院长办公室要跪下求他。可能是被我们感动了，院长破例同意给挂个号。结果当然是确定的：肿瘤晚期，不能手术。由于来之前，纠子已经粒米不进了，连喝口水都吐，我们只能联系了街道医院给他输液。走的前一天，我买了瓶红酒想再最后喝一回。我的酒伴着泪咽下，他的酒只在唇边蘸了一下。送他上的火车，那感觉就像亲人落水，抓住了一个手指，却无力把他拉上来，眼睁睁的看他从自己手中慢慢的滑脱、沉没。十几天后，知道他去世了。后来听其他人说，纠子回城后找了个工作在砖窑，工作很累，后来好了一些，可家里人对他不好。也许，他这样走了是一个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