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社会调查的实施要点

潘绥铭

（改写自2003年《应用社会学》第10章《性社会学研究及其应用》）

第一步：化解被调查者的“隐私屏障”

生怕自己不符合社会一般规范，或者觉得被调查是一种负担，这是任何一种社会调查都会碰到的最主要障碍。但是性调查更特殊，障碍更多，最常见的有这样10种：

1．  大多数人认为“性”就是上床，没什么可调查研究的。

2．  调查者很容易被认为是在猎奇，甚至在利用调查的旗号来搞流氓活动。

3．  性的事情常常会涉及别的人和别的事，被调查者不愿意讲甚至不愿想起。

4．  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性价值观与调查者的根本不同，产生“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

5．  被调查者不愿跟任何人分享自己在性方面的体验。

6．  怀疑能否真的保密。

7．  被调查者缺乏必要的总结能力和表达能力，愿意回答却回答不出，只好拒绝。

8．  尤其对于男人来说，回答性调查这种事本身就太富于性刺激。

9．  认为性调查本身就不道德。

10．时机或场合不好，不便回答。

正是由于以上情况，在我国开展较大规模的性的调查时，当面访谈恰恰是最不符合民情的。这是由于：

1．    中国人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传统。

2．    汉语中的性词汇很少而且很不普及，使被调查者想说而无词可用。

3．    当面交谈更容易诱发一些不必要的性刺激或者性反应。

4．    异性间基本上无法访谈。

5．    访谈更难于找到合适的时机与场合。

6．    访谈中的情绪与氛围更容易诱导被调查者或者使调查者忘记测谎。

7．    不论如何保密，访谈的双方毕竟是认识了，而中国人一般都非常忌讳这种相识。

因此在调查性问题时，不应该盲目迷信当面访谈的真实度，更不该排斥其他调查方法。必要时，宁肯牺牲回收率和代表性，也要保证最大的真实度。

第二步：调动对方的积极性

如上所述，化解“隐私屏障”绝不是设法去侦察或审讯，而是在充分理解和尊重人之常情的基础上，调动被调查者的积极性，消除他们的顾虑。因此应该做到：

第一，用科学和社会责任作为最主要的感召力量。

调查者要坚信，每个人的内心需求都是多重的；越是“世风日下”，这种感召力就可能越强大。在每次调查中，都应有一封长达千字的自我介绍信。对大学生应强调性科学的价值，对普通人强调调查结果的社会意义，对亚文化群体(男同性恋者和从事性交易者)则强调能理解他们的现实存在。但是在调查任何群体时，切忌冒充其中的一员，否则对方也不会以诚待你。更不可以伪造任何其他调查动机，哪怕是最容易打动对方的(如救助等等)，否则会失信失人格。

第二，应该使对方真正体味到，调查者在学术资格、个人品质、善解人意、责任心和献身精神等方面，不仅是优秀的而且是适合于做此项调查的。例如有的学者经常在报刊上发表通俗文章，调查中常常可以遇到读者，获益匪浅，而且在自我介绍时更易获得信任。但是调查者切忌使用道德化语言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尤其不应该只字不提自己的情况。调查(哪怕只是寄发问卷)是一种情感互动式的人际交往。没有多少人会理睬一个冷冰冰的“说明”或者一个莫明其妙的“××课题组”的落款。这是中国的民情。

第三，性问题的调查者必须意识到：中国人不善于拒绝，却很善于隐瞒。因此，可怕的不是拒访，而是谎答。如果谎答，我们的研究不但会前功尽弃，而且会被误导。

因此调查者应该让对方真正明白，你的保密措施都是些什么，又为什么能保密。如果是邮寄调查，就应该准备好一模一样的信封，事先贴好统一印好的回信地址和同一种邮票，问卷中只需画圈，不必留下任何笔迹。对于非写出来不可的年龄，可以在问卷末尾事先印好10行从0到9的阿拉伯数字。不愿意亲笔写出的人可以剪下所需数字，贴在年龄那一栏中。例如在调查男同性恋者时，有10.3%的回答者应用了这一方法，证明它非常重要。所有这些措施都在自我介绍信中解释了两遍，但仍然有一位回答者附言：“看到信封上的邮戳，你大概知道我是谁了吧?”因此，介绍信中还应该解释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访谈各种亚文化群体时，不仅应该当场演示所用的保密措施，而且应该容忍他们检查证件和随身物品(以防录音)，乃至更甚的试探和验证。

在国际上有许多保密的方法，例如“摸彩球”（摸到某一颜色的球就回答，否则就不回答）；但是在中国的调查实践中，这种做法却往往使对方更加怀疑你在捣鬼。这里推荐一种更加实用可靠的方法：“大包混杂法”。

事先准备好一个装满封口信封的大袋子；当着被调查者的面，把他的回答也装进一个同样的信封而且封好；把这个信封放进大口袋而且搅拌混杂；请被调查者把自己的回答找出来。

被调查者当然不可能找到。因此，只有这种当面演示的、眼见为实的方法，才能证明回答确实是保密的，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中国人的顾虑。

第四，应该使调查的深度与所调查的群体的敏感度尽量一致起来。否则，问得越深越细，得到的回答就会越少越不真实。

据以往的经验，对于自我性行为、异性间的性交往和自我性心理等，只适宜调查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性生活细节只宜于调查相对年轻却又不是“青少年”的人。非婚性行为或者性交易行为等，最好是只问有过没有。对女性的调查一定要意识到月经、怀孕、避孕和生殖哺育的重要性及影响度，否则难于被认同。对青少年则务必不要使用任何伤其自尊心的成人化语言，例如“早恋”、“择偶”、“性压抑(或躁动)”等等。

第五，为了化解隐私屏障，也可以建立有限度的“交换”关系。

以往的成功经验有：调查亚文化群体时，随问卷赠送一本性学书籍，或者随时提供防病知识和用具，或者承诺开展初级的心理咨询或者宣教，或者协助他们调解个人的家庭矛盾。必要时，调查者甚至应该出面制止针对他们的敲诈与抢劫。在整群抽样的调查中，可以事后在被抽中的单位举办讲座或婚姻家庭与性的初级咨询。但是，调查者也千万不可依赖或者炫耀“交换”，因为大多数回答者是一片真诚。“交换”是对他们的不尊敬、不理解。

第六，即使万事具备，没有合适的时机与场合，隐私屏障仍然难于充分化解。

一般社会学所尊崇的入户调查，在性研究中显然是不适宜的。即使是邮寄调查，也必须设身处地地想想：寄到或送到工作单位当然比寄送家中更好，但寄不寄挂号信?会不会反而更引人注意?自我介绍信长些当然好，问卷印得字大格宽当然也好，但收件人在单位里能够看上几秒钟就知道是什么事吗?能够迅速藏好吗?又在什么时间去什么地方填答呢?事先备好信封邮票请他(她)寄回当然很保密很方便，但收件人有寄信的常识吗?邮筒有多远?当地邮局是否已经规定必须用本地信封并写上本地邮编?综合考虑下来，对大学生应该用挂号信和密密麻麻的问卷，以备随时把这张较小纸片塞进书本、课桌里或者枕头下。对普通人口则用平信而且不用单位的公用信封寄去，在返回的信封上已写好统一的当地邮编。对亚文化群体则用更宽大的纸和更精美的印刷，另附个人名片，而且对相当多的人是同时发送大型和小型两种问卷，供其选用。当然，如果经费充足，送去寄回的方式可能是最好的。它以牺牲回收率为代价，换取更真实可信的数据。

最后要说的是：隐私屏障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最终仍不能化解它，那么就该无条件地尊重它。绝不应该运用任何行政措施、司法手段、精神压力或不道德方法。因此人们对性调查中过高回收率的怀疑，不仅仅是指向其可靠度，更是指向调查者在操作中的道德准则。

社会与文化对性调查的制约

这不仅指缺乏经费、有禁区、遭人误解等等，也不仅指国民性对研究的阻碍，更指急功近利的社会需求很容易把刚刚起步的性社会学从学科建设的首要目标拉走，变成宣传教育、对策诠释。这不是学科的应用而是科学的废用。因此研究者应该与任何一种社会时髦保持距离。

性社会学不仅常常涉及个人的隐私，也常触犯社会的隐私，因此首先要向有关的管理机构通报自己的工作，既要尊重它们的权限，又要利用规则许可的机会与空间。同时也要坚信大多数人都敬重科学，总会帮助我们；坚信还有许多机构的利益并不总是与科学相矛盾的。事实上，性社会学所遭到过的阻碍比人们通常想的要小得多，而且并不比其他学科遇到过的多多少。没有必要杯弓蛇影。

许多研究对象是亚文化的或犯罪的。性社会学者不是法官，既不能判他们也不能放他们。学者也不是三岁毛孩，既不会害怕他们也不会被拉下水。研究的自由就是去做法律不禁止的事，在特定研究范围内把他们看作跟任何人都一样的个体并跟他们同样地交往。个人道德上的爱憎完全可以明确地抒发，但不是在研究工作的时空之内。研究者的偏激情绪一般都源于自己内心的某种“情结”，使其不能做出这种必要的、不大的自我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