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潘绥铭

（改写自2003年《应用社会学》第10章《性社会学研究及其应用》）

性社会学的完整定义，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主导的意见。目前最引人注目的基础理论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70年代性革命后出现的“性能量”理论。它把sexuality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可测知的、具有能量意义的系统物。性的生物存在、心理存在和社会存在，都由于某些更深层的原因而产生着“能量”。经过聚合或抵消的运动，sexuality每时每刻都处于不同的总体能量水平之上。这种动态变化就是某特定社会中性文化变迁的动因。因此在判定“性革命”的发展起伏时，无论把哪一种单因素作为标准(例如非婚性关系、性的公开化等等)，都会以偏盖全，必须根据总人口的总体性能量水平的变化来做出判断。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其实根本就没有过什么性革命。另有学者则测出：性革命并没有“回潮”或“复归”，那只是大众传播媒介在“炒作”或“干预生活”。

第二种基本理论是约翰•盖格农(John Gagnon)等人创立的“性脚本”理论。1973年约翰·盖格农与西蒙合著的《性举止－－性的社会组织》一书，首次系统地论述了人在性方面的社会化过程及其规律。他们指出：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其实只是个人性行为的“脚本”；所谓性发育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成长的过程，更是个人认同和归化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的性文化的过程，而且恰恰是后者才形成了人的“性举止”。性举止不仅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性交、性行为和性活动，而且包括了人们通常说的性观念、性态度和性方面的外部表现。一般认为，这是性社会学自身理论的诞生。

    第三种是“性与社会性别的系统”理论。它认为：人类的一切性现象，既是“社会性别”（gender，区别于生物意义上的性别，sex）所限定和支配的，又是对于社会性别的标志和强化。因此这个理论又派生出“性权势理论”。它是指：两个人在性交往或者性关系中，如果双方存在着社会意义上的不平等，就必然产生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支配权力、权威、强势地位和强制式的影响力。它们虽然并不表现为法定的权力，却常常表现为实际存在的“权势”（power）。它制约着双方在性关系中或者性行为中出现什么样的反应与举止。

第四种是“sexuality的社会网络理论”。它主要反映在1995年劳曼、盖格农等人的《sexuality的社会组织》一书（俗称“芝加哥报告”）中。它以历史上首次全国（美国）随机抽样的面访调查的数据分析，验证了自己的理论。

他们的理论基点在于，不再像以往的经典性学那样，把性现象仅仅看作是个体自身的产物，而是论证了人类性现象实际上发生于和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和互动之中，而许多人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就结成了整个社会的sexuality的网络。

它的基本假设是：一个人跟不同的人发生性关系时，会有不同的性行为方式。因此这种理论的最小研究对象和基本调查单位并不是个人本身，而是多个人所组成的性关系网络。例如A与B性交过，B又与C性交过，而C则与D和E性交过，那么这五个人就形成一个性网络单位。其中任何一人的性实践与性态度，都必须放在这个网络中加以考察才能探索出其意义。这就是社会在性方面的组织。它的结构、功能、作用机制，对于个体的性活动所发挥作用，比经典性学和以往的性社会学的认识，要强大和广泛得多。这种理论被称为“艾滋病时代的性的社会组织学”。它强调性的人际关系与互动，因此正在被推广于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中。

    虽然这个研究成果还需要相当时间的考验，但是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它可能标志着性社会学理论与应用的成熟，标志着性社会学这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的实际上的确立。

   总结起来看，性社会学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一个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成果，就是“性”（sexuality）这个新词汇已经替代了原来的 性（sex）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