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建指标体系

迄今为止，国际上所见的性社会学指标，基本上是沿用经典性学的成果。它的核心指标是性活动(不只性交)中出现性高潮的概率和频率。这是因为性学经过10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把性高潮作为性的身心过程的中心环节。

性社会学的核心指标应该是性存在的整体状况，但是如何来测度这个指标，国际上尚无主导的意见。倒是关于性的社会存在这个子系统，学者们提出了不少理论，有些已具体化为指标。例如前面介绍过的性网络理论认为：应该去测定“网络化性行为”的状况。据此可以派生出许多极不同于经典性学的指标并构成体系。再如西蒙和盖格农把经过社会化的“性”称为“性的脚本”。于是不仅可以设置性生物存在与性社会存在这两项指标，而且可以创建“性的社会化程度”这一指标。在此处所引述的调查中，这个指标被假设为：在个体性行为总量中，自我性行为、异性间性交往行为和人际性行为这三者形成的结构比例关系。这是因为在北京各高校的特定社会中，前者不可制约，中者相对宽容，后者则被严禁。因此，前者比重越大表明社会化程度越高。全体大学生的平均值则可以用来做两方面的历时态的对比研究：

如果社会规范未变，那么大学生性的社会化程度的升降可以说明代际差异。如果社会变了，那么大学生社会化的升降则可以说明他们是否接受这种变化。这显然比思辨地去争论“大学生性开放吗”要准确可靠得多。

创建某个性社会学指标或指标体系显然难度很大，但是如果运用一般社会学理论来研究性现象，那么创建相应的指标就比较容易了。例如劳伦斯与贝伊尔运用交换理论来研究长期性伴侣之间在性方面的满意度(这也是一个经典课题)，结果创建了“性的付出”与“性的获得”以及“性的收支结构”等新指标，然后再与当事人主观评价的性满意度做相关分析。（劳伦斯、贝伊尔：《长期性关系中性满足的人际交换模式的证明》，载1993年加拿大心理学会年会论文集。）这不仅加深了对于性满意度从何而来的认识，而且如果把收支结构与满意度结合起来再构建一个新指标，就有可能用来更好地测定性的心理存在。再如，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贝克尔，把经济学用于研究婚姻和家庭，获得引人注目的成果。性社会学如果能消化他的理论，那么他所用的许多指标是可以借鉴的。

但是在引进国际上的指标时，务必要全面理解其含义和理论基础，因为有些常用指标的国际定义与我国的通常理解是大不一样的。例如西方的独身和单身并不包括性禁欲的含义；少女母亲的年龄标准也与我国的少女不同；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则包括买卖淫的、同性间的和各种犯罪的。尤其是性病一词更要小心，它在国际上还包括乙型肝炎，而我国却不包括，因为我国目前约有一亿名乙肝病毒携带者。对于各种性行为的指标务必要详细明确地在问卷中加以解释，因为还有许多种人类性行为，在汉语里没有现成的、公认的和准确的词汇。例如，恐怕没有多少中国人能明白接吻与深接吻之间的异同。还有，很多中国人认为举办婚礼就是正式结婚了，因此调查婚前性问题时，必须说明是指婚礼前还是指结婚登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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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解被调查者的“隐私屏障”

生怕自己不符合社会一般规范，或者觉得被调查是一种负担，这是任何一种社会调查都会碰到的最主要障碍。但是性调查更特殊，障碍更多。

由于下列原因，每个人都会树起一道心理屏障来抵制任何性调查：1.大多数人认为“性”就是上床，没什么可调查研究的。2.调查者很容易被认为是在猎奇，甚至在利用调查的旗号来搞流氓活动。3.性的事情常常会涉及别的人和别的事，被调查者不愿意讲甚至不愿想起。4.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性价值观与调查者的根本不同，产生“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5.被调查者不愿跟任何人分享自己在性方面的体验。6.怀疑能否真的保密。7.缺乏必要的总结能力和表达能力，愿意回答却回答不出，只好拒绝。8.尤其对男人来说，回答性调查这种事本身就太富于性刺激。9.认为性调查本身就不道德。10.时机或场合不好，不便回答。

有的学者已做过9次较大规模的性社会学调查，问卷回收率在29%到76%之间。那么人们为什么肯于回答呢?主要是因为：1.相信调查者的良好动机。2.有社会责任感，愿为性科学做些贡献。3.想表达自己独特的事迹或看法。4.尤其是女性，想通过回答来“诉苦申冤”。5.碍于调查者的情面。

如上所述，化解“隐私屏障”绝不是设法去侦察或审讯，而是在充分理解和尊重人之常情的基础上，调动被调查者的积极性，消除他们的顾虑。因此应该做到：

1.用科学和社会责任做为最主要的感召力量。要坚信每个人的内心需求都是多重的，越是“世风日下”，这种感召力就可能越强大。在每次调查中，都应有一封长达千字的自我介绍信。对大学生应强调性科学的价值，对普通人强调调查结果的社会意义，对亚文化群体(男同性恋者和从事性交易者)则强调能理解他们的现实存在。但是在调查任何群体时，切忌冒充其中的一员，否则对方也不会以诚待你。更不可以伪造任何其他调查动机，哪怕是最容易打动对方的(如救助等等)，否则会失信失人格。

2.应该使对方真正体味到，调查者在学术资格、个人品质、善解人意、责任心和献身精神等方面，不仅是优秀的而且是适合于做此项调查的。例如有的学者经常在报刊上发表通俗文章，调查中常常可以遇到读者，获益匪浅，而且在自我介绍时更易获得信任。但是调查者切忌使用道德化语言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尤其不应该只字不提自己的情况。调查(哪怕只是寄发问卷)是一种情感互动式的人际交往。没有多少人会理睬一个冷冰冰的“说明”或者一个莫明其妙的“××课题组”的落款。这是中国的民情。

3.应该让对方真正明白，你的保密措施都是些什么，又为什么能保密。如果是请对方寄回答卷，就应该准备好一模一样的信封，事先贴好统一印好的回信地址和同一种邮票，问卷中只需画圈，不必留下任何笔迹。对于非写出来不可的年龄，可以在问卷末尾事先印好10行从0到9的阿拉伯数字。不愿意亲笔写出的人可以剪下所需数字，贴在年龄那一栏中。例如在调查男同性恋者时，有10.3%的回答者应用了这一方法，证明它非常重要。所有这些措施都在自我介绍信中解释了两遍，但仍然有一位回答者附言：“看到信封上的邮戳，你大概知道我是谁了吧?”因此，介绍信中还应该解释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面访各亚文化群体时，不仅应该当场演示所用的保密措施，而且应该容忍他们检查证件和随身物品(以防录音)，乃至更甚的试探和验证。但是据以往的经验，在我国开展较大规模的性的调查时，当面访谈恰恰是最不符合民情的。这是由于：1.中国人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传统。2.汉语中的性词汇很少而且很不普及，使被调查者想说而无词可用。3.当面交谈更容易诱发一些不必要的性刺激或性反应。4.异性间基本上无法访谈。5.访谈更难于找到合适的时机与场合。6.访谈中的情绪与氛围更容易诱导被调查者或者使调查者忘记测谎。7.不论如何保密，访谈的双方毕竟是认识了，而中国人一般都非常忌讳这种相识。因此在调查性问题时，不应该盲目迷信当面访谈的真实度，更不该排斥其他调查方法。必要时，宁肯牺牲回收率和代表性，也要保证最大的真实度。

4.应该使调查的深度与所调查的群体的敏感度尽量一致起来。否则，问得越深越细，得到的回答就会越少越不真实。据以往的经验对于自我性行为、异性间性交往和自我性心理等，只适宜调查大学文化的人。性生活细节只宜于调查城市中职员以上阶层的夫妻。非婚性行为或性交易行为等最好是只问有过没有，才可调查总人口。对女性的调查一定要意识到月经、怀孕、避孕和生殖哺育的重要性及影响度，否则难于被认同。对青少年则务必不要使用任何伤其自尊心的成人化语言，例如“早恋”、“择偶”、“性压抑(或躁动)”等等。可惜，对于农村人口，国内仅见的几例调查报告并未细讲方法，只好暂付阙如。

5.为了化解隐私屏障，也可以建立有限的“交换”关系。例如调查亚文化群体时，可以随问卷赠送一本性学书籍，随时提供防病知识和用具，开展初级的心理咨询或者宣教，必要时出面制止针对他们的敲诈与抢劫，甚至协助他们调解个人的家庭矛盾。在整群抽样的调查中，可以事后在被抽中的单位举办讲座或婚姻家庭与性的初级咨询。这是为了在该单位内形成一种互助的气氛，而不在于真来咨询的人有多少。但是千万不可依赖或者炫耀“交换”，因为大多数回答者是一片真诚。“交换”是对他们的不敬或不解。

6.即使万事具备，没有合适的时机与场合，隐私屏障仍然难于充分化解。一般社会学所尊崇的入户调查，在性研究中显然是不适宜的。即使用问卷，也必须设身处地地想想：寄到或送到工作单位当然比寄送家中更好，但寄不寄挂号信?会不会反而更引人注意?自我介绍信长些当然好，问卷印得字大格宽当然也好，但收件人在单位里能够看上几秒钟就知道是什么事吗?能够迅速藏好吗?又在什么时间去什么地方填答呢?事先备好信封邮票请他(她)寄回当然很保密很方便，但收件人有寄信的常识吗?邮筒有多远?当地邮局是否已经规定必须用本地信封并写上本地邮编?综合考虑下来，对大学生应该用挂号信和密密麻麻的问卷，以备随时把这张较小纸片塞进书本、课桌和枕下。对普通人口则用平信而且不用单位的公用信封寄去，在返回的信封上已写好统一的当地邮编。对亚文化群体则用更宽大的纸和更精美的印刷，另附个人名片，而且对相当多的人是同时发送大型和小型两种问卷，供其选用。当然，如果经费充足，送去寄回的方式可能是最好的。它以牺牲回收率为代价，换取更真实可信的数据。

最后要说的是：隐私屏障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最终仍不能化解它，那么就该无条件地尊重它。绝不应该运用任何行政措施、司法手段、精神压力或不道德方法。因此人们对性调查中过高回收率的怀疑，不仅仅是指向其可靠度，更是指向调查者在操作中的道德准则。

《性社会学研究及其应用》，载于《应用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39－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