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唤醒”社会“服务”欲望？

东莞试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计划未来五年内转变社会管理体系，凡是能够由社会组织解决的事，政府移交社会组织解决。这是个好的走向。

社会服务，作为教育、住房、收入保障和国民健康服务等四项基本社会福利之外的第五项福利，一直不被重视，甚至也可以说根本没有给它们太多的生存空间。实际上大多民众对此也没有更多期待。我们都知道的，教育、住房这些福利还在深深地困扰着很多人。还哪儿有精力和时间要求这社会服务福利呢！相对于众多地方政府部门，于“社会服务”福利的责任缺失来说，今日东莞能有此作为，并且勾绘出的社会服务前景，是当地对有担当政府的一种自我诉求，也是对民众社会福利的尊重与认同，值得肯定。

但是，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服务的触角——不管是从社工数量上，还是从提供服务的范围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需求的所有角落。

东莞社会工作制度规划提到，2010年全市专职社工人数要达到500名。这个数字，仅仅于儿童、青少年、老人、妇女、身心障碍者等，需求社会服务比例相对更大些的群体来说，都不够；而这有限的社工服务所能涉及到的方面，同样也是相当有限。即便暂且不考虑这两种因素，政府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以东莞的设想来说，“购买”社会服务福利所耗费的公共财政数字，很是可观。增加公共财政支出不说（提供社会服务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有没有可能影响东莞的“小政府，大社会”诉求的完成？如此，又极容易形成社会群体性的懒惰，即个体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社会服务行为，能提供，至少有意愿的提供社会服务的个（团）体因此而“却步”，群体性的社会淡漠，恐怕不是东莞“购买社会服务”的初衷。

去年汶川“5.12”大地震，前期除了国家主体救援，几乎没有有组织的社会救助。后期才有一些社会层面的救助出现，而且仅有的这些中，还有被拒之门外的。从实际效果看，这些社会救助正好弥补了国家主体救助的不足，甚至达到了后者没有达到的广度。如果“社会服务”风气成型，民众有“社会服务”的习惯，仅心理这一块，会能够有效降低震区民众因此的多少伤痛？

被协助的个人、家庭、团体、社区能适应所在的社会环境脉络，增强或恢复其社会功能，以预防或舒缓社会问题，这就是社会服务的积极意义。大灾大难面前需要，平时更离不开。社会服务本来就是正常环境下的一种社会基本福利。

所以更应该积极唤醒、引导、鼓励整个社会的“服务”欲望。东莞的政府主导的社会服务，在呈现对公众社会福利有担当形象的同时，更应着眼于对大部分成员社会服务意识的“唤醒”。不是以此否定“社会服务”的政府义务，而是通过两者的互补，达成整个社会的“服务”无盲区。最终个体还是最大受益者。

不用说，政府既要在政策层面支持、规范社会“服务”，也应放手任由其自由飞翔。通过外在的政策约束，再辅之以社团内部的职业诉求，以及个体自我的道德追求，使得整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也应该享受到优质的“社会服务”。既可纾解公众情绪，增强公众对社会的认同感；又可消弥政府服务盲区，提高政府的声望；还可以趋向“小政府，大社会”等等，何乐而不为呢！服务者感受到了自身价值，被服务者感受到了社会温情，国家也不会因此失职失责。再者，现实“社会服务”的缺失，决定政府迈进社会“服务”也是很急迫的。理论上说，个（团）体自发的社会服务，社会才会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