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在建工地直播实时视频信息

权力越大，其作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于是就有人就想出了“监督”。权力被“监督”了，监督者的权力谁来“监督”？所以就需要监督与被监督的相互约束、制衡，才可能防范权力作恶。之所以说“可能”，有反例为证。深圳有关部门用来监控道路状况的一个摄像头每天午夜零点后，沦为偷窥卧室或洗澡、脱衣等居民隐私的罪恶之眼，虽然这个摄像头实时视频信息的“直播”被监督——普通网民在深圳公开的政府部门信息网上点击即可随意观看。

东莞市建设局为改变“有关的监理、施工人员是否到位，建筑工人是否按要求佩戴安全帽，安全措施是否落实，建设施工进度和质量如何”的实际监管不力，年底前将在2000多个在建工地装上“天眼”，对工地进行实时监控。（东莞日报7月9日）这些“天眼”的权力显然要比深圳市那个罪恶之眼的权力大得多，其更有可能沦为攫取个体利益的私器。因为“天眼”对工地违法（章）与否有着绝对的权力，看到或看不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地的态度、行动——如果这种权力只局限于建设局那个视频监控中心的话。被监督的权力还避免不了作恶，何况不被监督的呢！

所以笔者希望这些“天眼”的实时视频信息能够公开直播。原因有二：一，在建工地违法（章）与接受更大范围的监督成反比，监督者范围越广，其违法（章）的机会就越小，即使它可以与“天眼”权力进行某种交换，其与公众进行这种交换的可能性也只能等于零。理论上讲，能够看到直播视频的公众都是监督者。这些人在哪儿？看到了哪些违法（章）行为？等等，工地显然无法有效评判。如果要交换，成本根本不可测。二，绝大多数在建工地并不涉及机密，直播显然没有更大的负作用，相反，因为很多建设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民众监督又有“门”，必然会尽可能地维护其权益而监督工地，工地在视频范围内也必然会尽可能的避免违法（章）。这种权益主体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完全有可能避免职能部门监督的盲区。于职能部门而言，既可有效避免失职渎职，实际上又减轻了工作压力，何不直播直播呢？

除非职能部门有更多考虑，或者有信心做到最好，或者不相信民众会为权益尽心尽力，又或者不愿意为民众增加负担之类，而放弃直播，我们也无话可说。对于权力，我们最多只是建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