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最需要没有限定的“人”

马强军先生（《东莞离不开“低素质”人群》一文作者）认为，是数量庞大的“低素质”人群成就了东莞的“今天”；谢锐勤先生（《东莞更需高素质人才》一文作者）认为高素质的人群才可能造就东莞的“明天”。到底谁更重要些，高素质人群？低素质人群？

虽说“人民才是历史的缔造者”，最广大人民才是社会的推动者，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否定高素质人群之于社会的发展的价值——他们有可能更小成本地推动社会更快地发展——这也不是否定低素质者不给底素质者生存空间的理由，即使东莞有一天真的发展到谢先生在《东莞更需高素质人才》文中描述的前景，“‘低素质’的人群想留也没有空间，高素质的人才也会主动源源不断进来”一样。没了“低素质”人群留的空间的东莞，每天制造的相当可观的生活垃圾谁来清理？“高素质”的人放下重要的创造工作来清理垃圾？（我可没有任何歧视低素质人的想法，哪些人从事哪种工作，只是社会分工和效率等因素使然。）会不会是大材小用？仅就人才成本论，也是极不合适的。

比如，我们的社会培养人才的终极目标全部都是为了“人”成为科学家，但社会最终也需要不了那么多科学家，于是就得要求有些科学家们从事清理垃圾之类无技术含量的工作。一个社会培养一个科学家与培养一个垃圾清理工人的成本，有可比性吗？值吗？！

由此可见，人才成本与社会分工等因素，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既需要“低素质”的人，也需要“高素质”的人。前者更占优势或者后者更占优势，只是取决于社会的发展水平。但可以肯定，社会发展到再高阶段，也始终离不开“低素质”的人，只不过在数量上可能会尽可能少些而已。反之，社会倒退到再低级阶段，也总有“高素质”的人存在，数量上比较少而已。理论上说，人一生下来就因为资质等原因，会在某一方面表现得更好些（也可能更糟糕些），人的高素质与低素质是没办法避免的。但现实社会的人，不会接受像《美丽新世界》（A?赫胥利）中，高等人鄙视低等人，低等人也“乐天知命”的悲观地基因决定地位论。甚至连猴子遭受不平等待遇时也会感到愤怒（2003年著名科学杂志《自然》曾发表美国科学家一项研究，发现猴子也具有平等观），何况从猴子进化而来的人？

城市（社会）需要哪种人更多，决定于城市（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两种人的需求，而非人为的限定哪种人的生存空间来控制这一群体之数量。于城市管理者而言，最为高明的方法就是放低进入城市的门槛，接纳任何人（群体）的进入，只要他在这个城市有能够生存的空间（比较极端的是，哪怕是抢劫犯，只要他在这座城市比在其他地方靠抢劫生存得更好，他就可以呆在这座城市——这种空子是管理者失职造成的）。

我的意思是说，于东莞而言，低素质人群更多些，还是高素质人群更多些，这都不能决定东莞城市的“品质”。就像繁华都市中的贫民窟遮挡不住城市的光芒一样。管理者最要紧的不是设置条条框框来限制某一群体，只需要保障各群体能够相安无事，任何人都能够很快地找到符合自己角色的身份定位，城市更有效率更有序的前进，而不是彼此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地为“城市更需要谁”而争论不休。也就是，东莞更需要没有限定的加上修饰语的“人”。只要东莞能够让两群体融洽地为东莞城市努力打拼，营造出个体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氛围，东莞的明天就会更好！推而广之，国家治理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