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狐,崇尚自然的象征
(2008-11-20 18: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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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文化杂谈 |
作品一旦产生,其实就离开了作家本人,如一远嫁的女儿或送进社会的成人儿子。
社会公众或读者“公婆”,将成为“儿女”的见证人和品评者。当然,做为父母总是有些忐忑,期盼得到关于“儿女”的好消息,因而社会奖项便是一个很好的反馈。
《银狐》获《骏马奖》,令我我很开心。
《银狐》的创作,经历了一个漫长孕育过程,八十年代发短篇《沙狐》时产生冲动,后经历八九及九十年代初彷惶动荡心历,前后用七八年时间才完成。书稿曾被两家大出版社退改,我一气压箱底两年,后被漓江出版社庞俭克副总编力挺付梓出版,却先后印了四次数万册,算盗版本印数已超二三十万册,并有一二十家报刊网络媒体连载和评论,在台湾出版后被评为年度好书之一。这是作者本人始料未及的事。
产生《银狐》的蒙古草原和沙地,是个神奇的土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自治区社科院文学所下放到老家科尔沁沙地“改造”,从那时我开始认真审视那片曾经的草原,审视蒙古本民族的文化和宗教。蒙古民族是有宗教的民族,古时产生了萨满教,崇拜长生天为父长生地为母,崇尚自然万物,在成吉思汗时期萨满教有国教地位萨满孛师被尊为“国师”;近二百年蒙古民族因清廷强加原因信奉喇嘛教,但萨满文化始终流动在血脉里,后来喇嘛教基本从草原上消失,蒙古人消化了喇嘛教去恶扬善以和善待人容人为人等精华,又回归到最初的萨满教文化传统,如现在的祭拜象征天地的“敖包”、祭天祭火祭山河仪式、安代舞、呼麦长调、传统接骨秘法、婚礼礼节、以及民间说书艺人、萨满占卜师等处处体现着萨满文化痕迹。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宗教文化心理,也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崇拜和热爱精神。有宗教文化的民族,是悲悯的,也是乐观的;是慈弱的,也是坚挺的;是纯粹的,也是扬善的;而且可以信赖和不轻易背叛,不会总是“有奶便是娘”。我父亲是一位蒙古族说书艺人,他为我打开了这扇萨满文化的门,萨满教的传统“安代”舞,就是从我生长的那个叫下养畜牧的村子挖掘整理出来的。
《银狐》,讲述了萨满教文化历史,阐释了蒙古民族与天地自然固有的天生的流在血液里的生死相连关系。我力图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关系进行探索,本书是我对自己民族文化和宗教进行几十年研究追索的结晶;之前的中篇小说《父爱如山》(在台湾发表和获奖的篇名为《继父》)也做过类似尝试,想从佛教和喇嘛教文化角度反映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缺乏宗教关怀的冷漠和功利现状,阐释“父亲”至死不渝的神圣之爱,是来自于他那颗虔诚的皈依喇嘛佛教的具有宗教关怀的至善之心。
当面对一个民族时,首先对它的宗教和文化进行深入了解,这对创作者来说极为重要。一要精通它的文字并与它文字记述的历史对话,二要精通它的语言才可准确摸到这民族现实的内心世界和跳动的血脉。当然也有一些人出于猎奇或功利(当然也可能有热爱),既不懂文字又不通语言,凭数月或几年浮面了解也能扬扬洒洒写出关于别的民族数十万字作品获这奖那奖,可一读就发现对人家宗教、文化、心理、历史、称谓等等方面产生诸多曲解和误区。我认为这是对别的民族文化宗教的不严肃和不够尊重,其实也是对自己对文学的不够尊重。
作品获奖,证明过去,激励未来。用中文写作的民族作家作品从近期鲁奖茅奖中消失的当儿,获《骏马奖》变得弥足珍贵。我在过去发表的《作家为什么写作》一文中,谈过对“奖”的见解,不在这里赘述。
感谢评委们。祝骏马飞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