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春秋，谁的国》（5）

     共叔段在这个故事里既是主犯却又是最大的受害者。

     共，地名，是郑武公封给段的地方。叔，是一种尊称。

     段绝对算不上阴谋家，不仅算不上“家”，或许连这个“家”的门都还没入，差不多就是一个纨绔子弟的样子。谋反，谋反，无谋能反么？而在段的谋反过程中，所有的一切，几乎看不到段有任何独立思考的东西。武姜说该扩大自己封地了段便有了新的封地，武姜说该加固自己的城池了段便抓紧大兴土木，武姜说要积蓄自己的力量了段立即就招兵买马，武姜说可以搞武装政变了段便迅速的进入了别人的伏击圈。

     关于段最终的结局也是模糊不清。《左传》、《史记》只是交代他失败后逃到了一个叫鄢的小城，是死是活就不管了。《东周列国志》倒是明白的给了他一个说法：自杀了。还说郑庄公专门赶了过去，抱着段的尸体失声痛哭，捶胸顿足的责问苍天：老弟呀，怎么这样傻呀！当然，后者是历史小说，不可完全当真的。但联系段那样没有主心骨，穷途末路之际又没有武姜的明示，除了一死还有什么其他选择不成？

     后来发生的一个情况也从侧面证实共叔段在谋反失败后确实是死了。那便是段的儿子公子滑逃到卫国骗取卫国的信任并派出武装部队帮助他回国复仇时，再也没见到段的任何消息，这只能说明段已经不在人世了。

     段的失败败于他的欲望。人都会有欲望，但只要是理智的人又都知道该摈弃哪些欲望。

     段完全有理由要一块好地方，将自己的生活搞得奢侈一点；也完全有理由多弄些美女充实自己的后院充分享受花前月下的欢乐；还完全有理由积极参与郑国国事在政治上抒发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甚至也完全有理由去带兵打战一展金戈铁马的风姿。总之，段如果安安心心的走自己的路的话，大约以郑庄公的做派并不一定非要去为难他。但段却在欲望的驱使下偏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如果没有武姜的宠爱，段很可能没有那个胆子走上这条不归路，因为段确实没有走上这条路的能耐。谋反的事并不稀罕，谋反也未必就完全是坏事，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差不多可以说中国历史也就是一部谋反史，历史或许正是在谋反中得以推进的。但谋反要想成功一定得有过人之处，而在段的身上看到的只是对武姜的依赖，恰恰看不到一个谋反者必备的深谋远略。

     看来，人有欲望不可怕，可怕的是欲望底下没有支撑的东西。

     3.大夫祭（zai）仲、公子吕

     这两个人虽然不是郑庄公家里的人，但他们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他们所代表的既是郑国高层班子成员的向背，也代表着宗族内部对这件事的是与非。

     武姜为了壮大段的实力给郑庄公施压要把京这个城池封给段，京是仅次于新郑的城市。在议事会议上，第一个旗帜鲜明跳出来反对的便是大夫祭仲。他的理由很充足，按礼制规矩，大的都邑不得超过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得超过九分之一。而京这个地方已经超过了最大限，不合规矩。不合规矩是要危害国家稳定的。但面对慷慨陈词的祭仲，郑庄公只是轻描淡写的反问了一句：“武姜之命，何敢拒之？”

     这段话里并不在于祭仲有反对的充足理由，而在于他指出了武姜及段的要求背后所包含的后果。

     但奇怪的是，也就是在那次朝议公开发表了自己意见之后，祭仲却突然保持了沉默。祭仲的沉默其实正表明了这个家伙有很深的城府，身为核心层官员的领军人物，他以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已经从郑庄公那句“武姜之命，何敢拒之？”的反问中体会到了事情的复杂性，同时，祭仲也准确的判断出郑庄公业已有了自己的打算。所以，在事态看起来日趋严重时，祭仲不再多说，他与如郑庄公一样胸有成竹了。

     相比较而言，公子吕（字子封）还是欠了一把火。

     与朝中许多人一样，公子吕也一直密切的关注着共叔段的一举一动。但公子吕的心态就没有祭足那么好，每当共叔段有新的举措时，他都心急火燎的跑到郑庄公面前嚷嚷着说些要赶快动手的话。实在急不过了，连“如果你要想让位给共叔段就早说，以便前往投奔共叔段去”之类的激愤的言辞都出来了。在公子吕看来，事情已经是癞痢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公子吕是在祭足点拨之后才恍然大悟的。祭足对公子吕说，郑庄公应该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当着太多的人的面不好说罢了。不信？你私下里去问问好了。公子吕将信将疑的真的去问了，出来后对祭足的神机妙算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无论是祭足还是公子吕，尽管他们看问题的深度不同，但对共叔段的做法都是绝对不支持的。虽然他们碍于郑庄公的情面，还不敢直接对武姜说三道四，但可以断定在内心里他们同样反对武姜的所作所为。

     代表着士大夫阶层和宗族势力的这两个人的立场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事件的发展方向，他们的一言一行必然会在各自的阶层里产生极大地影响。他们维护的不仅仅是郑庄公的个人利益，也不仅仅是维护郑国集团的利益，他们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任何成功的政变都会培育出一批新贵，如果共叔段推翻了郑庄公，身为郑庄公心腹的这两个人必然会面临淘汰的结局甚至是杀身之祸。

     他们对郑庄公的坚定支持也是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坚定把握，但他们的支持又是郑庄公最终取得完胜的重要支柱。

     4.郑庄公

     重要人物总是最后出场。

     从上一节百度来的那些儒家经典著作中，对郑庄公已经有了定评，反正也不是啥好鸟。那么，是不是就此可以断定郑庄公也是一个坏细胞呢？这个或许还真不好说。

     郑庄公应该是一个从小就缺少母爱的人，特别是目睹武姜对段的那份亲热劲，羡慕妒忌恨的心情都有。说郑庄公在压抑的环境里长大肯定是不过分的。这种环境里最易造就出双重性格，可以在适宜的情况下放声大笑，也可以在适宜的地方痛苦不堪。时间长了，郑庄公已经习惯于抑制住内心的高兴或不满，尽力在任何事上做的更加完美一些。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将会使自己避免更多的指责。

     所以，当武姜多次在郑武公面前吹风要废除寤生改立段时，郑武公死死没有松口。郑武公除了考虑废长立幼不合规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理由便是寤生这孩子没有任何过错。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寤生经不起武姜的压力和刺激，变得性格乖戾或者公然与武姜反目，将会在郑武公的心目中留下怎样的印象呢？

     这样说，并不是就此断定寤生这家伙从小就工于心计，但寤生在开口或行动之前已经逐步养成了深思熟虑的思考习惯应该是事实。就个性而言，或者说成熟度、忍耐性而言，寤生比在宠爱中长大的段无疑是胜过不止一筹的。客观的说，正是他这种沉稳坚毅的个性后来才使郑国在他手上进一步强大起来。

     同样，这种环境还可以培育出一种反抗心理。时机成熟，这种逆反心理会自然而然爆发出来。对武姜便是如此，忍耐多年之后，取得完胜的郑庄公立即将武姜驱逐出王宫并发下“不及黄泉，不想见矣”的誓言。后来对周王室也是，差不多是寸步不让，甚至不惜撕破脸皮走到打破历史记录的刀兵相见的境地。

     是野心，还是性格使然，真的很难断定呀。

     在整个事件中，郑庄公其实并不轻松。

     这种不轻松主要源于他的对手不是来自外部，也不是因为来自弟弟段，而是自己的母亲武姜。

     如果仅仅是共叔段单独作乱的话，觉得郑庄公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顾虑。以下犯上，作乱在先，身为正统继承人的郑庄公完全没必要瞻前顾后、思虑良多，即使抓住一些明摆着的事实，便可以痛下杀手，果断的将问题给解决了，无须大费周折的等到祸患形成。

     郑庄公之所以一忍再忍，并不是在思考如何对付共叔段，而是在等待时机来解决武姜。与对付共叔段不同，难点便在于武姜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是长辈，在郑庄公的头上压着一顶“孝”的大山。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即使掌握了某些事实上存在的动态，郑庄公也不敢贸然对武姜下手。所以，千万不要忽略这个故事里的一个重要细节，那就是一直等到武姜给共叔段的一封密信以及共叔段的回信被截获后，郑庄公终于等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才立即毫不留情的出手了。那封信可是实实在在的物证呀！

     回过头来，再看郑庄公所做所为，给人的感觉便是别有用心的一步步以退让的方式引诱共叔段上钩，一副不是好鸟的样子，其实共叔段在郑庄公的眼里还没有重到如此地步，这个故事的整个过程不就是郑庄公与武姜叫板的过程么？共叔段算啥？一个牺牲品而已。郑庄公所说的那句“多行不义必自毙”主要矛头很可能不是针对共叔段而是指武姜。

     问题是在这段历史里人们并没有过多的去指责郑庄公对待武姜如何如何，反倒把批判的焦点放在了他如何如何对待共叔段，真是不好理解呀。儒家自有儒家的标准，我倒觉得只要别将圣人的标准加到郑庄公的头上，郑庄公似乎所犯的错误并不是那么严重吧。

     郑国的这场家务事要是放大了来看，更是别具意味。

     东周的分崩离析在这场家务事之中似乎都能找到一些影子。以亲情、宗族维系的东西便是这般一步一步的走进血与火的名利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