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连载：莲塘浮生——福建闽侯程氏家人传说（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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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初连续三天发布】

 

二五八，到国民党党部筹备处抓共产党

 

话说1929年12月底的深夜，为了营救林皓民，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的副官曹恩敏，特意穿上他的海军上校军服，自己开着那辆拉风的英国车奥斯汀宝贝，载着他的同门师兄、林皓民的岳父吴卓翰，几乎跑遍福州大大小小的公安机构，却一无所获。

最后，在早晨5点多钟，他们到闽江水警局查问时，遇到了一个值夜班的中年警察，突然就柳暗花明。

这位中年水警，跟着恩敏走出了水警局的办公室。

恩敏以为他客气，就跟他说：“不用送，不用送。”

但那个水警还继续跟着。

走到路边，走到恩敏的那辆奥斯汀宝贝前面，这位中年水警用福州口音很重的国语对恩敏说：“讲官（长官），卑职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恩敏说：“这位弟兄，都民国18年了，你还‘卑职’‘卑职’的？有什么话，尽管讲。”

话说“卑职”作为下级官吏对上级长官的自称，从明代开始流行，直到清代亦如是。

辛亥革命之后，政府颁令，废止这个封建色彩浓重的称谓，去“卑”留“职”，下级对上级一律称“职”。

那个水警说：“是，讲官（长官）。职看你解么晚（这么晚）来找人，应该就是觉得你要找的那个人有危险，怕来晚了人就没了，对不对？”

恩敏没回答，继续看着对方，鼓励他继续说。

水警说：“讲官（长官）可以去鸡角弄看看，去那里等等看。等到天亮，如果没有等到人就没问题了，至少今天就没问题了。”

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位水警的这句话，信息量很大。

恩敏都听不大懂。

但恩敏是军人，马上明白这事水很深。他做出迅速反应，要求这位水警上车，跟他一起去鸡角弄。

这位水警说：“请讲官（长官）帮我跟我的同流（同僚）说一声。”

恩敏马上跟这位水警一起，快步往水警局的办公室走。

边走，恩敏边问这位水警：“请问贵姓？”

这位水警回答：“免贵姓曹。我跟讲官（长官）一样，也姓曹。”

恩敏：“本家啊，幸会幸会。”

进了办公室，恩敏对坐在办公室的一位年轻水警说：“这位弟兄，天亮之后跟你们的局座说一声，我让老曹一起进城执行任务。”

那年轻水警原先很松弛地坐在椅子上，这下子马上起立、立正：“是，长官。”

恩敏问：“我刚才跟你们说过我是谁，你还记得吗？”

年轻水警说：“是，长官，你是省政府的曹副官。”

其实曹水警是那位年轻水警的长官，本来自己跟他说一声就可以了。他出于谨慎，让恩敏以省府高官的身份来告诉那年轻人，免得自己的上司啰嗦。

恩敏和曹水警一起再度回到奥斯汀宝贝旁边时，恩敏见吴卓翰已经坐到车子后排去了，也不多说，就让曹水警坐到副驾上，自己上了驾驶座，开车往鸡角弄飞奔而去。

路上，恩敏边开车边对曹水警介绍了吴卓翰：“他是吴居士，我们要找的就是他女婿。”

吴卓翰连忙用福州话对曹水警说：“起动汝起动汝！”麻烦你麻烦你！

曹水警也用福州话回答说：“无客气无客气！”

吴卓翰会说国语，不讲他作为生意人跟南来北往的生意人打交道需要讲国语，光讲他作为虚云和尚的在家弟子，他得听得懂虚云讲的话。

虚云是生于泉州的湖南人，不会讲福州话。

虚云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剃度出家，师傅是妙莲和尚，而妙莲是福建归化人。归化现在叫明溪，在三明市。

虚云“法脉传遍中国疆域”，所以他一定讲国语。

吴卓翰作为虚云的弟子当然也得讲国语。

但吴卓翰却故意对曹队长说福州话，好让自己显得很土，以便跟共产党拉开距离。

君不见，那时候，中国大小城市里的共产党，以高大上的知识分子居多，他们不仅讲国语，很多人还会讲一两门外语。

此时此刻恩敏开车要去营救的林皓民就是个英语人才。

1927年上海城四一二大屠杀第一个遇害人，上海总工会的委员长汪寿华，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毕业生，1921年被党组织派去海参崴学习俄语和马列主义，在海参崴待了5年，俄语呱呱叫。

汪寿华留下的一张照片，就是西服革履。

据日本东洋文库保存下来的一份文件中记载，1927年在广州的一次清党中，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予以逮捕。

林皓民逃回福州后，吴卓翰就让他千万别再穿中山装、西装。

林皓民听从了。

林皓民那天在光禄坊大奶庙被逮捕时，穿的是棕色的像道袍那样的衣服，直领，大襟右衽，但衣襟只到臀部，没有道袍那样长。

恩敏又对吴卓翰介绍了曹水警：“他是水警队的曹队长。”

恩敏并不知道曹水警的职位，他这是信口胡扯。

这么胡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说对了，很好。

说错了，也不会错。

谁不愿意在姓氏后面带个“长”啊！

可是恩敏跟水警局里那个年轻水警说话时，却只称他“老曹”而没叫他“曹队长”。

这是为免尴尬，万一老曹不是队长呢？

恩敏边开车边问：“曹队长，为什么要去鸡角弄？”

曹队长答：“鸡角弄有个刑场。”

恩敏是省主席杨树庄的副官，并不是国民党福建省党部领导的副官。而清党由党部领导，不归省政府管，所以恩敏对清党这事了解不多。

恩敏又问：“为什么天亮就没事了？”

曹队长答：“因为行刑都在晚上，最晚也要在天亮之前，天亮之后就不做了，要等天黑才做。”

恩敏问：“你水警怎么知道这些？”

曹队长答：“我原来就在福州公安局做这个。”

福州公安局原先叫“省会警察厅”，它不归福州市管，归福建省管，所以名称里面没有“市”字。

恩敏问：“那怎么跑水警局来了？”

曹队长答：“那里的讲官（长官）不喜欢我，把我踢出来。”

这位水警局的曹队长，原先就是在福州公安局负责指挥行刑的，因为同情共产党，被贬到水警局。

恩敏追问：“你做了什么事让长官不高兴？”

曹队长说：“我跟讲官（长官）说要把案件做实，不能杀错人。”

恩敏说：“你说得对啊。”

曹队长说：“我的讲官（长官）告诉我，党部说，‘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人。’”

恩敏无话。

曹队长接着说：“前年（指1927年），我们抓了十几个人，身份都没搞清楚，到底是不是共产党都没搞清楚，全部杀掉。有好几个嫩（人）大叫冤枉，也不管，杀掉。到后来我们知道，杀掉的十几个嫩（人）里面几有（只有）娘（两）三个是共产党，多数都不是。”

1927年5月8日《大公报》第六版《福州枪毙共产党七人》记载了类似的事件：

福建省逮捕了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人员黄素云、林梧凤、朱铭庄、郑尚衡、郑长宣、方尔敏、陈景中、徐琛、罗扬才、林峥、金哲贞等，几审过后，连是否跨党分子都未完全弄清，就已笼而统之报为首要，结果就马上被要求名正典刑，以示儆惩。然而因该人等许多事实尚未清楚，家属及亲朋还在多方活动力保，于是福建当局不得不乘夜将人用马车拉到郊外，每人轰了一二十枪了事，事后既“无宣告罪状的文告”，亦“未知系奉何人命令执行”。（引自杨奎松教授的论文）

这里面的“跨党分子”指的就是共产党人。

那时候，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是所谓的跨党党员。

到了蒋介石对共产党拔刀相向的时候，堂堂正正的革命同志革命战友“跨党党员”就突然变成“跨党分子”了。

正如这位闽江水警局的曹队长所说，杀掉的十几个人里面只有两三个是共产党，多数都不是。

《大公报》所列名单，名列第8的徐琛现在列在《福州鸡角弄革命先烈就义处纪念地鸡角弄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死难烈士名单里。

徐琛被捕时是中共福州地委书记。

名列第9的罗扬才是中共厦门大学支部书记，厦门总工会委员长。他在厦门被捕，移送到福州，跟徐琛等人同一天就义。

另有两个疑似的。

一是《大公报》列出的“方尔敏”，可能是徐琛的前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方尔灏。

二是《大公报》列出的“金哲贞”，可能是中共福州地委妇女部长余哲贞、徐琛的革命伴侣。

可能是《大公报》写错。

1927年《大公报》的这篇报道还有个错误，标题明明写着“福州枪毙共产党七人”，可是内文却列出11人。

记者的算术太差了。

总编辑也不会数数乎？

1927年《大公报》的总编辑是张季鸾。

话说《大公报》1926年9月由吴鼎昌、张季鸾等人接手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

这可能跟《大公报》无惧无畏地、大量报道了清党大屠杀的真相有关。

1927年发生了蒋介石搞的针对共产党的清党大屠杀，全国范围里，只要跟共产党扯得上关系的都被抓被杀。

各地的国民党党部筹备处成为重灾区，很多人被捕被杀。

为什么抓共产党抓到了国民党自己的党部筹备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