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是属于法兰西的民族诗人，正如《序》所言：“雨果体现了民族的良心、民族的是非感与民族的标准。他是民族历程的‘书记’，他以全民族的广阔视野、全民族性的深广意识与博大胸怀思索着、吟唱着民族的际遇与命运；他也是民族精神、民族气势、民族品格的表现者，民族呼声的喉舌。”（《序》p.17）

当诗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时候，当他自觉地融入一个族群、一种理想、一种道义时，他的内心是强大的，灵魂是升腾的，生命是成长的。他勇毅地摆脱了种种羁绊：官二代（他父亲是将军）、法兰西学院院士、伯爵、贵族院议员。从天主教徒、保王派，而变成自由主义者，从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到君主立宪制和共和政体的观望摇摆者，到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实现了“惊人的蜕变，当他回到阔别的诗歌创作中去，他也就有了辉煌的升腾，他成了一种政治激情、一种主义、一面旗帜、一个代表了千千万万法兰西人群的宏大的声音，他成了民族的偶像。”（《序》p.11）只有真正的诗人才会有这样破茧而出、凤凰涅槃般的蜕变，才会有这样的勇气与潇洒。

这一升腾的历史契机，是野心家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自己长达十九年的流亡。路易波拿巴的称帝，让沉默十几年几乎没有写作、在政治上处于彷徨观望态度的雨果彻底清醒过来，发表宣言抨击反革命政变，与当权者彻底分道扬镳。一个已经拥有尊贵社会地位的人做出这样的选择真是难能可贵的，诗人听从内心的驱使，听从使命的召唤，用失去人身自由的代价获得了心灵解放。

这一升腾的证明性成果是他的诗集《惩罚集》。诗人“在流亡的泽西岛上，怒火中烧，满怀着愤怒的激情，弹响复仇的青铜琴弦”；“诗人无比仇恨地诅咒暴君，唤醒人民，号召人民‘都来刺他，你咬我追，把卑鄙的骗子的眼睛戳瞎，狠狠地对他猛扑猛打’。”（《序》p.12）

1852年12月，第二帝国对流亡者实行部分大赦，但有条件，要写悔过书、做出不反帝制的保证。七百零二名流亡者屈服了，但雨果没有，他不要屈辱的自由，他以诗《最后的话》作为回答：

我永远不会返回你吸引人的海边，

法兰西！我会忘记一切，但责任为大，

我将把我的营帐扎在不幸者中间，

我始终是流亡者，但永远不会倒下。

我接受流亡生涯，即使它没有尽头；

我根本不想知道，我也不想去思量，

是否有人本指望留下，却已经远走，

是否某人本以为坚定，却已经投降。

我们不说“愤怒出诗人”，但诗人有时的确要有些火气、热气、正气，非“气有浩然”不能有所担当，要有勇气把自己的营帐“扎在不幸者中间”，即使永远流亡“但永远不会倒下”，永远不会像别人那样“投降”而把反专制的责任就此抛弃，甚至也不会唱完“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自沉江流。

诗人最后写道：

如果还有一千人，那好，就有我一份！

即使还有一百人，我要和暴君拼命！

即使剩下诗人，我就是第十个人！

如果仅有一个人，我就是最后一名！

（p.231\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