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四川男子邓明建“购农药助母安乐死案”宣判，邓明建被控“故意杀人罪”，获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法院认为邓明建虽然非法剥夺了他人性命，但考虑其曾近20年毫无怨言照顾母亲，应与一般“故意杀人罪”相区别，遂作出缓刑的量刑判决。（华龙网）
    孝子、母病，近二十年的悉心照料，孝感天下，却换不回至亲的健康。当再也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白发母亲不断请求自己的儿子弄来农药，孝顺的儿子听从了母亲的话。两种农药，带走了老人。亲情、道德、法律、人性等，互相交织，这当然是一种莫大的悲剧。对此，“安乐死”的话题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热议中。不过，在笔者看来，比起“安乐死”，我们更需要的恐怕还是“临终关怀”。
    关于“安乐死”，通常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这样的选择，对于那些重病且根本没有康复希望的患者及其家人而言，可能是一种“解脱”，但对社会而言，却有绕不过去的几个坎。一则是法律的问题，相关法律有没有规定“安乐死”的内容？这样的行为是否违法其他的法律？二则是社会伦理的问题，任何人都有生存的权利，而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家庭成员之间也有相互扶助、照养的义务。甚至，政府也有帮助弱小的责任，实施“安乐死”，显然有悖于这些内容。事实上，从国际范围来看，即使是在西方，对于“安乐死”也是非常慎重的。
    对中国而言，在法治并不健全、信息渠道并不真正通畅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还存在着这样的一种风险：不法分子相互串通、勾结，以“安乐死”的名义，实施非法犯罪。
    不过，比之“安乐死”，对于那些重症且处于生存末期的患者而言，还有一种相对更柔和、也同样有积极效果的选择，那就是“临终关怀”。即通过医师、护士、社会工作者、家属、志愿者以及营养学和心理学工作者等多方面人员共同参与，减轻病人的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如此，既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通过消除或减轻病痛与其他生理症状，排解心理问题和精神烦恐，让病人可以内心宁静地面对死亡。也能够帮助病患家人承担一些劳累与压力。
    由此可见，“临终关怀”侧重的不是“生”，但也不是“安乐死”的“死”，不过，在减少病人及其家属的苦痛上，却也有相应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基本上不会有法律、伦理方面的困扰，更不会成为别人利用的犯罪手段。
    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临终关怀”在我们身边并未普及，更多的病人依旧无法得到这样的慰藉。正如前段时间，上海一肿瘤患者家属写信给上海市委书记，就曾倾诉过类似苦闷。而据统计，目前中国大约只有100多家临终关怀机构，只有几千位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僧多粥少，更多的苦痛往往就完全由病人及其家属承担……
    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可生命真的只有一次，生离死别，期间的痛楚，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完全感受。如果，在生命的尽头，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能少一些痛、更不必有“愧疚”，我想，还是“临终关怀”的选择可能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