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福建长乐市环保局陈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牛逼烘烘地说：“你不能打我的电话，一打都打局长，局长不值钱是不是？”
    最直白的话，却是最赤裸裸的“官”派、“权”威。不管陈局长的底气何来，当下日渐疏远的干群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政府办公楼是越修越高，公车是越买越豪华，官员出入的场所是越来越高级，相应的，则是老百姓进政府大院、见官员真容越来越难。
    干群关系疏远，官员脱离群众生活实际，对社会而言，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方面，群众的问题，很难传递到政府工作环节，不利于群众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容易滋生、放纵官员们拍脑袋或拍屁股式工作的习惯，助长其一言堂的作风，容易造成工作失误、甚至错误。
     在此背景下，当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杨昌明副县长落马而传出的、因其感染多种性病，甚至包括爱滋病，并最终导致当地“很多人都去检查是否患上了艾滋病”的消息，就真的太“悲催”了！
    一个副县长，竟然与包括下属女干部、女教师及发廊女30多人发生过性关系。用性的关系，与“群众打成一片”，又因为“爱滋病”的恐慌，让很多人“人人自危”，谈“杨副县长”而坐窝不宁，这不是杨副县长的能力出众，也不是当地部分女同志的不洁身自好，而是当下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等制度的严重失当，对权力制约、监督的制度严重欠缺！
    正如办理此案的徐检察官所言，对于杨昌明，老百姓都很恨他，“（对我们讲起他）说出来的话特别难听”。因为他很贪，什么钱都要，而且是主动伸手，只要经他签批的项目都要“孝敬”。如果没收到好处，他会不厌其烦地“提醒”对方。
    一个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员，何以能在副县长的位置上逍遥？一个只知索要“孝敬”的官员，何以能领导地方发展的重任？如果，我们相关制度能不那么“形同虚设”，杨副县长又怎么可能有机会演绎出与“三十多位女同志”的亲密干群关系！
    食、色性也，官员们有下半身的需求，可以理解。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除了有动物的本能，还有人的社会属性。在社会的范畴里，规范、制约我们想法、行为的，是法律、道德、习惯等的规则。因此，面对一再发生的官员桃色绯闻，该反思的，除了那些“动物性”战胜了“人性”的官员，更多的，应该是我们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