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是两千多年前的雅典民选执政官，他的执政理念，就是中庸之道。而恰恰梭伦所处的时代，与中国的孔子时代差不多。更为巧合地是，孔子也提出了一个中庸之道，而且为中国人所熟稔。不同的是，孔子的“中庸之道”以理论立世，则梭伦的“中庸之道”以行为立世。

    以理论立世的，书中比比皆是，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看看梭伦的中庸之道，是如何表现在行为中的。先来看梭伦的一首诗：

我给予公民足够的好处，

而毫不削减也不增加他们的权利。

对于那些具有实力，

并且利用自己的财富施展实力的人，

我也注意不使他们受到丝毫损失。

我始终站在他们中间，

用有力的盾牌挡住两边，

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压倒另一方。

    在这首诗里，最能引起我的兴趣的，就是“我始终站在他们（穷人和贵族）中间，用有力的盾牌挡住两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压倒另一方”。表现在执政行为上，就是在梭伦的改革中有一项是“解负令”，规定富人免除雅典平民的一切债务。由于推行得力，这一改革获得实效。类似例子，在古代史上实属罕见。二十一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富国，就有过这类集体善行，免除不发达国家的巨额债务。性质上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寻找公平点。

    上面已说过，孔子的中庸之道，基本上都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而且似乎也都是对症下药给草根阶层的。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里，草根阶层的生活，通常都好不到哪里去。这个时候，非常需要一剂精神良药，来抚慰那些风雨飘摇可怜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对下常常是大情小理，强调中庸之道的好处，说穿了就是劝导你，在遭遇不公时，不要偏激，也不要生气，最好的办法是“忍”字当头。中国有很多以“忍”字为题的歌谣，就是专门用来指导草根阶层的，说是百忍成钢，还可长寿。实事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东方式中庸者，几乎是这个世上活得最窝囊的一个群体。百忍成钢我没见过，倒见过很多百忍成虫的。

    东西方的中庸之道最大区别就在于，东方是底层讲中庸，西方是上层讲中庸。现在的西方都如此，上层以中庸治世，也就是寻求富人与平民之间的某种平衡。造成贫富差别的因素很多，也就不能一刀切式的来个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在现有基础上，富人活，平民也要活。欧美人常说的公平、公正，就是典型的中庸，他们要求立法、司法、行政这三个权力分支，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地保护不同阶层的利益。两千多年前的梭伦是这么做的，其西方后世子孙也都是这么学样的。比如欧美各国的历届总统、首相大选，其候选人的竞选纲领，都尽可能的做到中庸，也就是照顾到各阶层选民的利益。否则就输定了。从梭伦到现代西方政界，他们的治国理念，其实就是中庸之道的文化传承。中国人也传承中庸之道，但讲究的是一个“忍”字。

（选自魏得胜著《另类人生》，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