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老人真厉害呀，前些年沸沸扬扬的事，今再回眸一瞥，已经什么都不是了。于是想到那句老话上去，叫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年，于光远与柯云路的事，就属于这种情况。

记得那是1999年吧，在《文学自由谈》第五期上，读到于光远先生《我入中国作协的先决条件》的文章，当时就觉得他太多虑了。于光远先生入中国作协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柯云路出局。事关柯云路，就只好谈谈我本人对他的一点看法。隐约记得，1995年，我曾在报纸上公开棒喝过柯云路的一些作品。事过多年，柯云路不改初衷。尽管如此，我也不同意于光远先生说的，《发现皇帝内经》“是使许多人因此死亡的一种罪行”。这种结论过于简单化，无论如何，一本书是无法直接将人杀掉的，既使有间接的副作用，也只能说此类书误导了病急乱投医的“许多人”。“许多人”是多少人，谁也说不清。这就是我们在反伪科学方面总是显得力不从心的原因所在，即反伪科学的一方，并没站在科学的角度来反，往往以正义出道，这样就难免用语含混，数据模棱两可，因而不能服人。退一步讲，既使有数据的东西，也多靠不住。

我曾做过调研员，记得一位老调研员休假，领导让我替他主办每天一报的《情况反映》和每周一期的《工作简报》。在交接工作时，我问老调研员：“每期简报的结尾都有若干总结性的数据，我上哪儿统计去呢？”老调研员直率地说：“编，以上期简报上的数据为依据，编个八九不离十就行了，要点是：形势要一天比一天好，各种犯罪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要一天比一天少。”这是我所干过的最为羞愧的一个工作，好在时日不长。所以，我对中国数据，往往心存芥蒂。由此看出，上上下下皆缺乏科学态度，伪科学焉有不乘虚而入的？

于光远先生还强调说：“如果作协继续容忍柯云路为会员，我认为自己即便被接受成为作协会员，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太高荣誉的事，反而蒙受与柯云路同在一个组织里的这种不快。说重一点我甚至还有点耻辱感。”此话仿佛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中国作协只要把柯云路开除，它就成了完美的化身，加入到这一组织的人也就成了完美化身的一部分而倍感荣耀。事实呢？文坛从来就良莠不齐，带之于作协，也并不像于光远先生说的那样给作家带来什么荣誉。王朔有过盛传已久的话，大意是说，现在许多流氓成了作家。虽有闲侃之嫌，也并非空穴来风。哪里是洁净之地？哪里是世外桃源？做为科学工作者的于光远先生，就更应该辨证地看待这一问题，理解这一问题。

致于那句“作协不应该让柯云路再假借作家的名字继续行骗害人”的忠告，似乎言过其实，“作家”并非呼风唤雨的官衔，它也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再说，读者在看一个人的作品前，并不去问他是不是作家或所谓的几级作家，喜欢标榜自己为作家的人，从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作家，充其量不过是码字工或用来招摇过市的一块牌子。做为于光远先生的读者，我从来就没想过，他是否是作家。我自己也如此，虽从事写作若干年，头上却从没挂过作家之类的头衔，甚至极少参加“不三不四之闲人，不痛不痒之废话”（钱钟书语）的这会那会。不止一人，曾抬举般地问过我同类的问题，说你大名鼎鼎，怎么连个作协会员都没混上？我说，我这人骨子里压根就缺乏头衔观念。文学做为一种事业，谁拥有读者，谁就拥有获得社会认可的资本。除此之外，就算是顶着超级作家的头衔，又有何益？

于光远与柯云路的事过去七八年了，或许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了，但作为一篇回顾性小短文，也许还有一点价值，那就是：不是什么大原则的事，你争执或不争执，日子照样一天天过，社会照样一天天进。换句话说，于光远没有加入作协，你还是于光远；柯云路没有退出作协，作协也还是原来的作协。世间并不会因为文人相轻而改变什么，与其如此，还不如把用来争执的时间放到做学问上去，一来体现了为文者的宽容，二来多出学术成果或文学作品，岂不是双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