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杂志是抗战期间在四川成都发行的一份进步刊物，创办刊物的核心人物是何其芳、卞之琳、方敬、朱光潜等人，这时是一九三八年三月。此前一月，何其芳才由老家四川万县来到成都，他在老家所办的刊物《川东文艺》被勒令停刊整顿，甚至有传闻说当局要缉拿办刊者。这份半月刊《工作》杂志，经费是由大家凑钱承担的，但何其芳是刊物的主干、灵魂，是事实上的执行主编，刊名由他题写，他每期都要有文章发表。

再说“周作人事件”，正好也发生在这一年。这一年的二月九日，日本人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名称是“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会议主题从名称亦能看得出。参加这次会议的日方人员有大使馆参事官森岛守人、新民学院教授泷川政次郎、陆军特务部成田贡、武田熙以及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支局长三池和各特派员等，中方人员则有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长汤尔和、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前华北大学校长何克之、清华大学教授钱稻孙以及周作人等。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对这次会议作了及时报道，并发布了参加会议人员的照片。

按说此事至此亦可以算是过去了，但神奇的是时隔两个多月之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由复旦大学文摘社编印的《文摘·战时旬刊》第十九期上，却全文翻译了此次座谈会的报道内容，且译者在评语中直接指斥周作人“甘为倭寇奴狗，认贼作父，大演傀儡戏”。全国文艺界一片哗然。

 最早做出反应的是“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五月五日即发表了声讨周作人的宣言，此后几天，《新华日报》等国内各地报刊都在重要位置发表、引述这条消息。五月十四日，在《抗战文艺》上，由老舍倡导、楼适夷起草、郁达夫修改的《一封信》全文发表，茅盾、胡风、丁玲等十八位作家联名对其声讨、劝告。此后风波仍然不能平息下来，时过数十年，直至现在似乎还存在有不同声音与表达。

还是重点说说《工作》杂志中的“周作人事件”。五月八日成都的报刊刊载周作人附逆的消息时，《工作》刊物同人的表现亦是态度不一，有的不相信，有的主张等等看，有的则表示惋惜，这大概亦与各地文化界情形相同。但何其芳终究是敏感而容易激动的人，五月十一日深夜即写成《论周作人事件》一文予以批判，并把它刊发在五月十六日出版的第五期《工作》杂志上，文章以为周作人的附逆，是思想与环境使然，“他顺着他的路走到了他的坟墓”，究其缘由，是他“长久的脱离了时代和人群的生活使他胡涂，使他胡涂到想在失陷的北平继续过舒服的日子”，因此成了为“时代遗弃了那懒惰的胡涂的不愿向着前面走”的人。卞之琳则为此文加了按语，以为“我个人觉得在目前遽下断语似还嫌过早”。朱光潜则表示有不同意见，迅速在第六期《工作》杂志上发表了《再论周作人事件》一文，以示反对。

朱光潜的这篇文字，篇幅较长，但其中颇有让人可意处，且引录一节。

“我个人和周作人先生在北京大学同事四年，平时虽常晤谈，但说不上有什么很深的友谊。我对于他固无站在私交方面替他包办辩护的必要，但是跟着旁人去‘投井下石’或是‘知而不言’，于心亦有未安。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说好一点是一个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者，说坏一点是一个老于世故怕沾惹是非者。他向来怕谈政治。‘附逆’‘做汉奸’，他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勇气。他是已过中年的人，除读书写文之外，对事不免因循。以他在日本知识界中的声望，日本人到了北平，决定包围他，利用他，这是他应该预料到的。到现在他还滞居北平，这种不明智实在是很可惋惜。他滞居北平的原因我想很多，贪舒适，怕走动，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要说是他在北平，准备做汉奸，恐怕是近于捕风捉影。”

何其芳自然是不满意的，随即在六月四日夜里写成《关于周作人的一封信》，以信件的形式对其进行反驳。这种行为，还是引起了刊物同人、周围文友的反感，同时也使何其芳陷入到了激愤与苦闷的挣扎中，以至于被完全孤立起来。

以上大致是“周作人事件”在《工作》杂志上出现、发酵的概略情况，谈及影响及表现，应该有以下几点。《工作》杂志表明了刊物同人对于“周作人事件”的态度，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此亦与彼时国内文化界情形相同；“周作人事件”作为重要文化事件，因为《工作》杂志的关注，使何其芳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深深陷入到激愤、苦闷与孤立之中，于是客观上造成了他离开成都、走向延安的行动，这一行为，成为“何其芳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事件”作为重要时间节点，直接导致《工作》杂志的停刊，一九三八年八月，这份半月刊杂志出版完第八期，就寿终正寝了。

 何其芳与朱光潜有关于周作人的文章，似乎较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即使是周作人的研究者们，大致亦很少留意《工作》杂志与“周作人事件”的纠葛。多年前自己曾经买得过一个集子，《在家和尚周作人》，其中收录了数十篇周氏亲友、同事写下的有关周作人的文字，但仍然没有看见何与朱的名字，后来买得一本朱光潜的《欣慨室随笔集》，才看到这篇《再论周作人事件》的文章，于是手痒，遂生钩沉往事之兴，就记录下以上文字，但愿能给关心此类话题的读者留下一点资料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