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暑刚过，西安这几日持续高温，日均温度在四十左右。雷凡来，归还前些日子借去的两册知堂的集子《苦竹杂记》及《苦茶随笔》。书是包了牛皮纸封皮的，问他怎么还这样不怕麻烦，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办公室牛皮纸多的是。又说前几日在网上购置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一套，花去四百余元。其实还是有些破费了，实体店的折扣架，以及孔网等，似乎没有这么多，没问他找的哪家网店。

闲聊约两个小时。他还带来两册新出的馆刊《西安文史研究》，算是样刊，上面刊载有自己的一篇文字《西安古迹三章》，内容为杜陵、长安杜公祠以及重阳宫。这个刊物为内刊，以前名字叫《说古道今》，大致去年，新改为现在这个名字，仅从名字看，似乎学术的味道更浓了一些。季刊，一年四期，他是唯一的责任编辑。这一期刊物上还刊载有袁培力的一篇文字《萧红在西安》，几乎是日记般的周祥，记录了萧红一九三八年在西安六十一天的具体活动情况。萧红是一位特别的现代作家，命运坎坷、才气横溢，却又短命得让人惋惜，才活了三十来岁。她的传记据说已有四十种之多，还有一种说法是在七十种左右，没有进行过详细的考索，这个数量，大概在现当代作家中，抑或上推三千年，都是绝无仅有的吧。雷凡费了一番周折才联系上了袁先生，袁氏自称他是目前国内搜集到有关萧红资料最为丰富的研究者。记得萧红传记《落红记》的作者青青女士来西安时，说到过袁先生，似乎他们亦有联系，而自己孤陋寡闻，不娴社交，那时是闭塞的。雷凡另有一册蒋纪新著《另类西安史话》见赠，西安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一月出版，属该馆馆员丛书中的一种。雷凡以为，这本书异于同类书籍，在对西安历史文献的挖掘上，在表述上，已经是有了个人的面目，并不是同类书籍的手法，抄抄文献资料，一副学术的死板而味同嚼蜡的样子。

这些天一直在读汪曾祺的几个集子，很入味。书友魏盛涛淘得汪氏早年的散文集子《老学闲抄》两册，说是品相很好，有意赠送一册存念，他留一册。在网上找了找目录，看着篇目，觉得大都熟读了，于是婉谢。不过还是应该真诚地感谢盛涛的好意与辛苦。想来，必须让自己保持一种很好的对于书籍的态度，不必过重地偏于对于版本的嗜好与收藏，而应重视于书籍的阅读的功用。几处处所，书多为患，亦无力整饬，无心整饬，懒得动，觉得集中于一处，更是没有精力的，也没有多大意思，顺其自然，身外之物，无须在意，还是不以集书、藏书、读书为累为好。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这种境界多好。

今天是七月十四日，不知为何，清晨起来，在卫生间却放起了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蕾的曲子《殇》，竟然忍不住泪流满面，掩面痛哭起来。我不懂曲子，但听着听着，只是想哭，于是就掩面痛哭起来。她是太过于悲伤了，听起来太过于悲伤了。我告诫自己，以后，要尽量少听这支曲子，不要总是让自己陷入太过于悲伤的情境中。时间永在流逝，街市依旧太平，也许，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于我们的生活并无相干，甚至于偶然相遇亦会等同陌路，然而，一种人性的自然的力量，竟可以从我们的心灵深处迸发出来，而感动、感伤于他的风骨，他的境遇的变幻与不测。沈从文临死的时候说，对于这个世界，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是的，沉默亦或为最好的态度，然而，抑或亦为最为有力的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