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时候，“书”“信”有别。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二《信》篇云，“今人寄书，通谓之信，其实信非书也。古谓寄书之使曰信。陶隐居云：‘明旦信还仍过取。’又虞永兴帖曰：‘事已信人口具。’又古乐府云：‘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坠井，一去无消息。’皆可证也。高江村《天禄识余》辨之甚详。”是说“信”最初是指送信的人，即所谓信使，而后来，“书”“信”就混用起来，“信”倒成了一种文体，而非指人了。

梁氏所举文例大致都能看出“信”是指信使的，其实典籍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古人还是分得十分清楚的，如《世说新语·雅量》一门中也有文字说，“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书是书，信是信，泾渭分明。而后来，词义衍变，“信”就有“书信”的涵义了。不过，这样的变化，大致还不是起于“信使”一说，而是起于“信”字的另一种本意，“音讯、消息”，而有“书信”的涵义了。

文言文的文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法和见解，比如《文选》就分类为三十八种之多，《文心雕龙》前二十五篇都是探讨文体的，《古文辞类篡》则把文体划分为十三类，当然还有简单地划分文体为书、说、表、序、铭、记几种的，但无论怎么划分，书都是一种起源较早、已臻成熟的文体，在古代典籍中是不可或缺的。它大致也就分为两类，一种是臣子向皇帝进言所写的公文，即上书、奏书一类；一种是友朋往复的文字，即简、札、牍一类。后来的所谓“书信”，事实上是更倾向于后一种的文字了。

作为一种文体的书信，其实在文章家的眼里，亦还是有分别的，我觉得知堂说得比较透彻。他在《周作人书信》序中说，“书即是韩愈以来各文集中所录的那些东西，我说韩愈为的是要表示崇敬正宗，这种文体原是‘古已有之’，不过汉魏六朝的如司马迁杨恽陶潜等作多是情文俱至，不像后代的徒有噪音而少实意也。宋人集外别列尺牍，书之性质乃更明了，大抵书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而尺牍乃非古文，桐城义法作古文忌用尺牍语，可以证矣。尺牍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但此种本领也只有东坡山谷才能完备，孙内简便已流于修饰，从这里变化下去，到秋水轩是很自然的了。大约自尺牍刊行以后，作者即未必预定将来石印，或者于无意中难免作意矜持，这样一来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损伤了尺牍的命根，不大能够生长得好了。”他不只说透了分别，还说透了衍变中的优劣点。

可惜时代进步，书信一体已趋末流。能收到一封纸质的书信已是可贵，能看到书信上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就更是梦想了。最初的“信”，信使，也是摇身一变，变成了满大街奔走的快递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