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黄裳《惊弦集》，书中最末一文是《吴昌硕小笺》，说他集藏到吴昌硕一张便条的事。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藏书家南陵徐乃昌的遗藏在上海散出，他有幸淘得几通黄遵宪的信札以及吴昌硕的一页小笺。这张小笺写在粉连洋纸的酒馆请客便签上，加上落款，仅四行：“福祥里素娟/徐积馀大人/倾在此吃饭。尊处客齐请来召。/昌硕”。此外还在“三马路小花园都益处酒馆”一行中用墨笔填了个“五”字，说明是在五号包间。

黄裳在文中就小笺略为解读了一下，说大约写于民国初年，福祥里应是妓家集中的一条弄堂，素娟是倌人的名字，徐乃昌在她那里吃花酒，也约了吴昌硕，而吴还有场子，于是就顺手写了这张便条。而后黄裳生发议论说，“吴昌老是近代鼎鼎大名的画家、书家、印人。我也看过几本他的传记，记载的大抵是他怎样刻苦作画、吟诗、刻图章的故事，但对画家生活的全貌却不大清楚。这张便条使我们知道他有时也吃花酒，就很有价值，好像也并不会成为盛德之累。因为他生活在那个时代，无法跳出那个具体环境，这一切原是很自然的。”

议论倒也中肯，只是最末一句却像是显得多余。文章抄到这里，本来要说的意思大致已是说完，不过按照题目的设局，仍还须再“及”一回，“及”到鲁迅日记中的“濯足”。据统计，鲁迅日记中“濯足”二字，出现凡一百〇五次。日记自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始，“濯足”二字首次出现是在次年四月二十三日，“二十三日昙。下午收十九日《越铎》一分。晚又收十七及十八日报各一分。夜濯足。”再次“濯足”，是在八个月之后的这年元月，“二十二日张阆声、钱均夫到部来看。晚复关来卿先生函，又复宋子佩函。夜濯足。”而这段时间，他是袁世凯政权教育部的佥事，母亲与朱安在绍兴，与许广平此时还未曾相识，是蛮孤单的。几乎可以断定，鲁迅之所谓“濯足”，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洗脚”。当然，尽管后来的日记中，时空转换，有关“濯足”的记录还多，但仍然让人有费思量处，而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终于有人破解，鲁迅之所谓“濯足”，其实就是“性交”；“夜濯足”亦即“夜嫖妓”、“夜性交”。至于“濯足”之代替“性交”，大致有三种可能，一是日记中本来就是如此；二是作者以为不雅，改“性交”为“濯足”；三是出版者所改。不过私下以为，这样三种推测，都不难坐实，因为鲁迅是“圣人”，有关他的的文献资料，留存情况是较好的，只是有人愿不愿意出来，揭开这个谜底罢了。

中国人总有一些留存于骨子里的嗜好，让人失去一些自然的属性，而“神”起来。即所谓的造神的热情与习惯，自造，亦或他造，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乐此不疲的。其中重要的一途，即有所谓的为贤者、贵者、亲者讳，讳去不好的一面，好让好的一面拔尖、拔高，于是即区别于自然与普通的人，而“神”了起来。吴昌硕的传记中没有传主吃花酒的生活小节，鲁迅的日记里以“濯足”代之“性交”，都是按照圣与贤的标准进行了一次次的剥离或掩盖，而让读者去猜想、去考索，不能不说没有这样的因素在里边。

鲁迅未成偶像时，教导青年人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那时他是何等的坦然与磊落。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日记写道，“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又是怎样的真实。只可惜，这样率真而自然的人物形象，却被后来的硬汉形象、圣者商标代替了，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至于鲁迅日记中何以可以以“濯足”代替“性交”，恐怕还是与文化传承与文化心理有关，亦能算作是一大发明，尽管始作俑者似无定论。屈原《楚辞·渔父》中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大致亦能看作是“濯足”一词的滥觞，实际上几千年发展下来，它所隐含的文化心理认同却早已民俗化了，君不见而今满街的“洗足屋”，它潜在的文化暗示是每一个普通民众都能理解的么？只能说，我们惯于作伪，一直作伪，且是不以为仵的，已是有几千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