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翻开网页，总能看到有人自绝于世的新闻，而且数量还慢慢地多了起来，似乎有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布局，还没有到要真正收网的时刻。人真是应有所畏惧，作恶太多，总会有心里惶恐的日子。孔子的学生曾子，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看不起孔子，他曾经在《论语》中说过，吾一日三省吾身，我想省的目的罢，不作恶应该算作一条，可惜太多的人，连一次也做不到，他只是习惯着作恶。

   上边的话仅仅是一点个人此时随兴的想法，实在亦无什么要喻世醒世的意思，只是看到非正常死去的人多了，徒生一些伤生忧时的意绪罢了，尽管有很多的人，以为死的还不够多。不过这些都与我的日子无关，我的最好的日子就是闲书在手，有闲一阅罢了。昨天翻开《周作人评说八十年》，看了其中的一篇长文，是陈漱渝写的《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亦是颇为伤感。二周兄弟失和，所说缘由种种，倒是八道湾的常客张凤举的回忆可资一录，大致有三点：一，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不是源于他们双方的直接冲突，而完全是由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挑拨所致。二，羽太信子给鲁迅捏造的罪状——也就是周作人给鲁迅绝交信中所谓“昨天才知道”的那件事，就是诬蔑鲁迅对她的“失敬之处”。三，鲁迅起初对羽太信子的造谣毫无所知，而周作人却“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似乎还不能触及问题的根本，郁达夫则说，根子还是经济问题。鲁迅曾对许广平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因而鲁迅曾经感叹道：“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白头。”我觉得这样联系起来看，大致是较为清晰了，不似原因不明。

   实际上，世间有太多的事情是说不清的，以至于要不可说，抑或可不说。在外人看来，倘说不对，其实已然是站在了不对的边界上审视别人，自然就是不对了，所以周作人氏每每于文章中说，“一说便俗”，是苦于不想，或者是不屑于说与人的。就如目下，有很多的人，要非正常地死去，外人亦不可能清楚着探知其中缘由的。因而就只是说，死得还是少了一点罢。总之人的内省却还是必要的，三省觉之太多，一省则仍属需要。因为后来知道，有很多的非正常死去的人，不是因为手头紧，而是失却了做人的底线。